辽宁省沈阳市人民政府


沈阳市人民政府令
　（第３６号）


　　《沈阳市自行车治安管理办法》业经市政府第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慕绥新
　　　　　　　　　　　　　　　　　　　　　　　　　　　
一九九九年八月九日


　　　　　　　　　　　　沈阳市自行车治安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维护社会秩序，防止自行车被盗，保护公民财产安全，根据《辽宁省自行车治安管理办法》，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公安机关是我市自行车管理的主管部门，负责对自行车的登记、办理牌证、打印钢号、检查审验、停放、交易、运输、修理等实行治安管理。工商、物价、财政、城管等有关部门做好配合工作。


　　第四条　自行车持有者，应在取得自行车票据三十日内，凭居民身份证（未发居民身份证的凭户口簿，下同）或单位介绍信及下列票据到常住或暂、寄住地区、县（市）公安机关办理车牌和行车证：
　　（一）新车凭发货票；
　　（二）从国外或港、澳、台地区带入的自行车，凭海关税单（船员购买证）；
　　（三）外埠迁入的自行车，凭迁出地公安机关的证明。


　　第五条　自行车牌、行车证遗失的，持本人居民身份证或单位介绍信，到发放牌、证的区、（市）公安机关补办手续。


　　第六条　自行车牌、行车证每四年换发一次，自行车所有者凭居民身份证和车牌、行车证到住地公安派出所换领。


　　第七条　已办理自行车牌和行车证的自行车迁往外埠的，由车主携带户口迁移或工作调动证明，到迁出地区、县（市）公安机关办理注销手续，申领自行车迁出证明；未办理自行车牌证的，凭购买自行车发货票及其他有效证明迁移。


　　第八条　自行车更换车架，应持车牌、行车证及购买车架发货票，到发放牌、证的区、县（市）公安机关补打钢号。


　　第九条　对已领取车牌、行车证的自行车赠予、买卖的，应持车牌、行车证、双方居民身份证或单位介绍信到原车主居住地区、县（市）公安机关办理变更手续。


　　第十条　无车牌、行车证及分合式车牌不完整的自行车，不准上路行驶。


　　第十一条　经销自行车及零部件的单位和个人，必须经市、区、县（市）自行车主管部门审验，接受其监督检查，并使用统一的自行车专用销售发票。
　　旧自行车及零部件的交易，必须在主管部门指定的市场进行。不得交易无牌、无证、钢号毁坏及易主后未办理更名手续的自行车；不得交易货源不明的零部件。


　　第十二条　从事自行车修理的单位和个人，在依法取得营业执照后，应到所在地区、县（市）公安机关备案。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翻新或收购无证自行车。


　　第十三条　对外经营的公共自行车停车场的设置，由市、区、县（市）公安机关会同市规划、城建部门共同审批，并设立统一的存车标志。


　　第十四条　公共自行车停车场管理人员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准擅离岗位；
　　（二）不准存放无牌照的自行车；
　　（三）发现可疑自行车，及时向驻地公安派出所报告；
　　（四）因管理不善，造成自行车丢失的，应予赔偿；
　　（五）不准乱收费；
　　（六）应向存车人交付存车凭据。


　　第十五条　未设置停车场，但有一定自行车停放量的单位，应按“门前三包”的原则，统一设置自行车停放架。单位应有专（兼）职人员管理。


　　第十六条　城镇新建、改建居民住宅小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将自行车库建设列入小区规划，所需经费由开发单位承担；已建成的居民小区和居民楼，原规划有自行车库而未建的，由开发建设单位按规划补建；原规划未设自行车库的，由产权单位出资建库。


　　第十七条　公安派出所负责居民区自行车的治安管理。物业管理企业或房屋产权单位按公安部门要求，负责自行车库的经营管理，落实防范措施，落实人员看管，禁止自行车乱停乱放。对占用居民区自行车库的单位或个人，由公安机关责令改正，并处以５００元以下罚款。自行车库的收入应全部用于小区自行车库的管理和维护。


　　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主管部门应建立和完善自行车档案管理制度。建立丢失自行车报案、查破、认领等制度。对查获、捡拾的自行车定期向全市发布通告，在一个月内及时返还失主。自认领通告发布之日起三个月内无人认领的自行车，按无主车处理。


　　第十九条　对乱停乱放自行车的，应给予批评教育，责令其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以５元罚款；对单位门前乱停乱放的，经通知未予整改的，对直接责任人或主管人员处以１０元罚款。


　　第二十条　不按规定办理登记手续，申换领车牌、行车证的，处以１０元罚款。


　　第二十一条　有列情形之一的自行车，区、县（市）公安机关可予以暂扣：
　　（一）无车牌、行车证及车牌不完整的；
　　（二）车架号与行车证不符或车架号被毁坏的；
　　（三）非法收购的；
　　（四）乱停乱放不接受处罚或乱停乱放找不到车主的。
　　在扣车时，应出具市公安机关自行车主管部门统一印制的《暂扣审查凭证》。


　　第二十二条　从事自行车及零部件及零部件经营和自行车修理的单位和个人，未经主管部门审验或审查备案，限期补审，并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从事旧自行车及零部件的交易，未到指定场所交易的，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三条　为伪造或涂改车牌、行车证、钢号，擅自组装、翻新自行车的，处以２００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　公安人员必须秉公执法，认真履行职责。对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惩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在执行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对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必须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行政处罚的依据。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下的死刑控制研究

孙廷然


　　摘要：如何控制死刑问题是我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课题。通过分析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死刑政策，揭示了我国死刑制度存在的问题，认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对死刑立法进行重新配置，重构我国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有效控制。
　　关键词：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死刑政策；死刑存废；死刑控制；最严重的犯罪

　　截至2009年4月30日，已经有138个国家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死刑，仅有59个国家在法律上保留死刑并在实践中适用死刑[1]。限制、减少乃至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刑事法治潮流。但以“杀人者死”为代表的传统死刑文化仍然影响着我国当代死刑制度，在相当长时期内我国尚难以从立法上完全废止死刑。令人欣慰的是，我国刑法学界已经达成现阶段中国应当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死刑，并朝着全面废止死刑之方向努力的基本共识[2]。
　　根据刑罚权的内容包括制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3]17-20，刑罚权的实现过程分为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笔者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统率，立足全面贯彻“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参照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分别对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的死刑控制问题进行研究 ，期望对加快死刑废止进程有所裨益。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死刑政策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确立及其内涵
　　我国的刑事政策历经“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而逐步演变发展成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发展与完善，　　这一刑事政策的确立标志着我国刑事政策的再次转型，对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指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态势与犯罪的具体情况，对犯罪在区别对待的基础上科学、灵活地运用从宽和从严两种手段，打击和孤立极少数，教育、感化和挽救大多数，最大限度地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4]30。就死刑而言，宽严相济之“宽”，是指宽大、宽缓、宽容，要求降低死刑的严厉性，削减死刑罪名；宽严相济之“严”，是指严格、严厉、严肃，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只能适用于最严重的犯罪；宽严相济之“济”，是指协调运用宽松刑事政策与严格刑事政策，当宽则宽，当严则严。
　　我国目前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仅是历史与现实的要求，同时也是法的基本价值——秩序与自由、效率与公平等理性回归的体现[5]。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基本刑事政策对于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于控制死刑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二）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
　　1979年刑法确立“少杀、慎杀”为我国的死刑政策。之后不久，出现了刑法报复倾向的回归，传统死刑文化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仍然是清晰可辨，重刑主义、重用死刑的观念一度甚嚣尘上，死刑的立法与司法适用呈现出扩张之势，致使“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强调。1997年刑法（以下所提到的“我国刑法”均指1997年刑法）重新确立和强调了“少杀、慎杀，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的死刑政策，但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仍然有一定的距离。
　　尽管我们不能奢谈全面废止死刑，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指导，强调其中的“宽”，贯彻“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从法律的层面重构死刑制度，在制刑、量刑和行刑三个阶段对死刑进行严格控制。
　　二、制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我国1997年刑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但死刑适用的总则性规定并不完善，分则的死刑罪名也没有明显减少，规定了68种死刑罪名。这一状况不符合刑罚轻缓化趋势，也不符合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
　　（一）厘定死刑适用标准
　　1.修正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
　　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只能对最严重的犯罪判处死刑。”这两款规定是我国刑法和《公约》规定的适用死刑实质条件。“罪行极其严重”强调的是犯罪的危害程度，而“最严重的犯罪”强调的是犯罪的种类，是指那些危及生命的罪行，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类犯罪中具有极其严重的犯罪，并不一定是《公约》•所指的“最严重的犯罪”。《公约》虽然未提供“最严重的犯罪”标准，而是将“最严重的犯罪”的标准由特定国家自行解释，不利于对死刑的限制和废止，但国际社会对“最严重的犯罪”存在一定的共识：第一，是故意犯罪，将过失犯罪排除在外；第二，造成了严重的结果，这种结果是指非法剥夺了他人的生命或者是指其他与之性质相当的结果，从而将非暴力犯罪排除在外[6]332。
　　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48条第1款可以这样表述：“死刑只适用于能够证明存在杀人的直接故意且行为直接导致了人身死亡的最严重的犯罪。”
　　2.根据修正后的刑法第48条第1款的规定，对刑法分则进行清理
　　（1）废除非暴力犯罪和过失犯罪的死刑。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68种死刑罪名中，非暴力犯罪多达44种，占全部死刑罪名的64.7%。根据《公约》的要求，非暴力犯罪不属于“最严重的犯罪”，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应当废除。更为严重的是，某些过失犯罪也规定了死刑，亦应当废除。
　　（2）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我国刑法分则中有6种死刑规定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6]339。其中，后3种方式均扩大了死刑的适用，严重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政策精神。
　　我国当前的死刑政策是限制死刑的适用，根据这一政策精神，修正死刑的规定方式，由轻到重进行排列，引导法官尽量不适用死刑。
　　（二）扩大限制适用死刑的对象范围
　　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这一规定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孕妇的保护，体现了保障人权的理念，符合我国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精神。但在实践中，对“审判的时候”有不同的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认为“审判的时候”包括审前羁押在内，而不包括审前未羁押的情况。这一解释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取保候审和监视居住规定的精神相违背，审前未羁押和审前羁押均应属于“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应当包括正在怀孕的妇女、流产（人工流产和自然流产）的妇女和分娩的妇女，其中“分娩的妇女”应当包括刚刚分娩的妇女和在哺乳期的妇女。
　　我国传统死刑文化中存在对年幼、年老、妇女、恶疾等特殊人群限制适用死刑的立法，但是，我国现行刑法并未将老年人及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作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对象。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与儒家思想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精神不相符合。
刑法第49条应当修改为：“审判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年满70周岁的人、怀孕或哺乳期的妇女、心理上或生理上有严重缺陷的人，不适用死刑。”
　　（三）增加死刑适用的溯及力的“但书”规定
　　我国刑法第12条第1款关于刑法溯及力的规定采取的是从旧兼从轻原则，但同时第2款规定：“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第2款规定是为了维护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严肃性和稳定性，但根据该规定，新法实施以前，依照旧法已经作出的生效死刑判决继续有效，即使新法中规定了较轻的刑罚，也不具有溯及力。
　　笔者认为，死刑是属于不可逆转的刑罚，只要行为人尚未被执行死刑，处刑较轻的新法应当具有溯及力，不受判决是否生效的限制。因此，刑法第12条第2款可以修改为：“本法施行以前，依照当时的法律已经作出的生效判决，继续有效；但是，尚未被执行的死刑判决，如果本法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
　　三、量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2006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要求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或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依法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孟德斯鸠说过，“在政治宽和的国家里，人们害怕丧失其生活，甚于畏惧死亡，所以刑罚只要剥夺他们的生活就够了”[7]99。量刑阶段（包括定罪和量刑）直接决定了被告人的生死，因此，在这一阶段，应当全面贯彻我国的“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完善死刑程序，对死刑的适用进行有效控制。
　　（一）实行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的分离
　　我国刑事诉讼的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合一，难以全面、充分地考虑被告人可以从轻处罚的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刑事诉讼经验，全面实行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的分离。
　　在定罪程序，法官只裁决被告人是否有罪、成立何罪，而不考虑如何量刑的问题。法官本着疑罪从无、存疑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排除非法证据。死刑案件的定罪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以防止死刑的误用和滥用。经过定罪程序，法官判定被告有罪之后，进入量刑程序，由公诉人提出量刑建议，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行使“量刑辩护权”，进行量刑辩论。在量刑程序中，应当摒弃报应主义、重刑主义和崇尚死刑的刑罚观念，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坚持刑罚的必要性原则，重视量刑情节尤其是酌定情节的适用，如何恰当地适用酌定量刑情节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能否得到贯彻落实的关键性因素[8]。
　　（二）死刑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死刑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死刑立即执行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 对符合条件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第二审案件实行开庭审理。死刑具有无法挽回性，对死刑案件应当给予特别的程序保护，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案件应当实行开庭审理。死刑案件二审开庭审理是完善死刑案件审判程序、保证死刑案件质量的必然要求。刑事诉讼法第187条可以修改为：“第二审人民法院对上诉案件，应当组成合议庭，一律开庭审理。”
　　（三）实行死刑案件特别合议制度
　　我国的法院审理死刑案件实行合议制度，进行评议案件的时候，如果意见分歧，按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鉴于死刑案件的无法挽回性，我们应确立合议庭和审判委员会一致通过的制度；将审判委员会的会议制改为审理制，审判委员会单独组成合议庭审理案件，从而解决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问题，最大限度地限制死刑的适用。
　　（四）完善死刑核准制度
　　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但是，最高人民法院曾将部分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高级人民法院行使。自200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核准权。仅仅收回死刑核准权还不能充分起到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应当完善死刑复核程序。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审查核准程序，不开庭审理，不存在控辩双方的对抗，主要是书面审理。应当对其进行完善，加强其诉讼性，增加听取被告人及辩护人、公诉人意见的环节，使其成为能够充分听取控辩双方意见的程序。有学者提出可以将死刑复核程序改造为死刑案件的第三审程序[9]。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程序相当于第三审程序，为了强调死刑案件程序的特殊性，没有必要将其改为第三审。但同时认为，应当将死刑复核由内部审批制改为开庭审理制，对全案进行审理，复核的期限以6个月为宜。
　　四、行刑阶段的死刑控制
　　（一）重构死缓制度
　　实际不适用死刑与实际不执行死刑是国际上通行的限制死刑两种做法，我国的死缓制度同实际不执行死刑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但在肯定死缓制度的同时应当对其进行完善，使其符合我国的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