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研究

温 军*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


[论文摘要]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悬而不决，使民事检察工作长期以来总是处于尴尬的境地。因此，如何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成为民事检察监督研究的重点问题，这一问题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立法及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对此略陈管见，以作他山之石。
关 键 词： 检察机关 民事诉讼 参诉方式 法律地位
Studies on the Legal Status of Procuratorial Organ during the Civil Action
WEN JUN （100026）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Chaoyang District Beijing）
Abstract: Legal status of procuratorial organ during the civil action is pending,which makes the civil procuratorial work always in the awkward position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how to determine the legal status of procuratorial organ during the civil action has already become one of the key problems in the studies of the civil procuratorial and supervise work. It is not only a great theoretical problem, but also the problems about legislat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practice waiting to be solved urgently. Author states his mumble opinion here, as offering a few commonplace remarks by way of introduction so that others may come up with valuable ideas or opinions.
Keyword: Procuratorial organ;Civil action;The way of participation in lawsuit; Legal status.
一、问题缘起与归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8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第188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但对于出庭检察人员在法庭上的称谓、席位及职责等诉讼地位问题却未作明确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做法不一，缺乏统一性和严肃性。如关于出庭检察人员有的地方称为检察员，有的地方称为监诉人，有的地方称为抗诉人，甚至有一些地方检察机关抗诉后根本就不出庭或无法出庭，或者名为出庭实为旁听。如我院审查的申诉人贾某因返还财产纠纷不服法院生效判决向我院提出申诉一案，经我院审查后提请上级检察院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将该案指令原审法院再审。经与原审法院联系后，我院派员出席了再审法庭，笔者有幸参加。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只能以旁听者的身份居于旁听席来出席再审法庭。检察两家对检察机关出庭的称谓和席位问题也始终争论不休，从表面上看，这只是个称谓和席位问题的争论，但实质上却是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问题的争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悬而不决，是使检察机关长期处于这种尴尬境地，并阻碍民事检察工作发展的瓶颈。因此，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理论问题，更是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略陈管见，以期对民事检察立法及民事检察实践工作有所裨益。
需要指出，诉讼地位与法律地位并不是一个完全相同的概念，诉讼地位也是一种法律地位，但法律地位不限于诉讼地位。法律地位除了诉讼法律关系中的地位外，还包括实体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本文所指的法律地位是指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法律地位，既指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身份，又指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权利义务，但不包括检察机关纯粹作为一般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实体活动时因发生纠纷而参与民事诉讼的情形。
二、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争议
关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当中法律地位问题，是民事检察理论研究者争议颇多的问题之一。主要有以下几种不同观点：
第一、 国家监诉人说，该说认为无论检察机关采取何种方式参与民事诉讼活动都处于法律监督机关代表人的法律地位，但需要赋予诉讼的性质 。该说还进一步认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是一个独立的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又是一个独立的诉讼主体。这种独立而特殊的地位使得检察机关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或参加民事诉讼，并且不依附于其他任何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具有特定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 。
第二、 国家公益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执行法律监督的职能，是代表国家公益干预民事法律关系的具体体现，在民事诉讼中只能始终处于国家公益人的法律地位。
第三、 诉讼当事人说。该说认为民事诉讼的性质决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必须以当事人的身份平等地对抗另一方当事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身份仅间接地体现在民事诉讼当中，直接体现的是诉讼当事人的身份。
第四、 国家诉讼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地位是由检察机关所承担的双重任务所决定的。一方面，无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观点如何，都不影响其作为国家和社会公益利益代表者这一法律地位。另一方面检察机关承担着对法院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监督的任务，具有法律监督者的地位。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双重地位，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称为“国家诉讼人” 。
第五、 民事公诉人说。该说认为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代表国家向法院提出追究民事违法者法律责任的请求，与被告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只能处于民事公诉人的法律地位，而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当事人 。
第六、 检察长、检察员说。这是近年来学者提出的最新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把检察机关出庭人员称为“检察长”、“检察员”，可以避免用传统的诉讼法术语来界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身份的不足，而且更简洁、直接合乎法律。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处于“第三人”或“诉讼代理人”的地位。但这些观点未形成主流，在此不作过多介绍。
上述对检察机关在民事所中法律地位的界定从不同角度考察，都不乏一定的合理性，但又不乏片面之嫌。如：“检察长、检察员说”只是从形式意义上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但不能揭示其实质地位，显然欠妥；“公益代表人说”虽突出了检察机关参加诉讼的目的，但却忽视法律术语的使用，“公益代表人”是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术语，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界定位为“公益代表人”，更是尤为不妥；“国家监诉人说”和“国家诉讼人说”对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方式不作区分，而对其地位统一定位，使检察机关在具体参诉方式下，职责难以区分，权利义务也难以配置，因此，这种定位也不可取；“国家公诉人说”虽在实质意义上给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但总是赋予其特殊权利，使其保持双重身份，因此，有破坏诉讼结构的不平衡之嫌，不宜采纳；“当事人说”虽是实质上的定位，但似乎又与我国检察机关的性质不相符，也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冲突，《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此种语境下，“当事人说”也难以立足。上述争论使得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定位似乎走进了死胡同。到底如何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笔者认为应首先从以下几方面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有全面的认识：
第一、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是相对于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谓而言的，即指能够表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角色和身份，并揭示其应享有的权利义务范围的法律地位。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包括两种含义，即形式意义上的法律称谓与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两者既不相同，更不能混为一谈，在前述学说中，就有学者忽略了这种不同，并将这两种意义上的法律地位混为一谈，把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定位为“检察长、检察员”，这只能是形式意义上的称谓，并不能表明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实际法律地位，更不能揭示其诉讼权利和义务范围，因此，这种只能言其名而不能言其实的定位是不准确的。我们所说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是指实质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第二、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享有法律监督权，然而这种意义上的法律监督权仅仅是处于抽象的静态的法律规定层次的监督权，这种监督权可称为“法规监督权”，只有检察机关将这种监督权运作到被监督的对象或监督的领域，这种“法规监督权”才能转化为“现实的监督权”。这种现实的监督权对享有监督权的检察机关来才真正具有价值。也就是说，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法律监督者本身不具有诉讼意义，需要进一步转换 。只有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才使其具有诉讼上的身份和相应地位，才享受相应的诉讼权利承担相应的诉讼义务。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而有学者主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就是法律监督者，就是没有注意把这种抽象意义的监督权向现实意义的监督权转换，因而以这种非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不准确的。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应当是诉讼意义上的法律地位，而不应是其他别的意义上的法律地位。
第三、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检察机关在不同参诉形式下的法律地位。
随着检察机关职能的日益丰富和完善，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和公益代表人，其参与民事诉讼不仅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能，对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进行监督，同时还要履行维护公益的职能，从实体法和程序法两方面维护社会公益，这也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将出于不同的目的和任务参与民事诉讼，其参与诉讼方式也随之有所不同，在不同的参诉方式下检察机关所享有的权利义务也不可能完全相同，其法律地位也就因此而不同。因为，诉讼主体的地位最终决定于他与诉讼标的之间的关系以及他参与诉讼的目的和任务 。所以，我们主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在不同参诉形式下的法律地位。但很多学者在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时，却对其参诉方式却不加区分，而概括地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并无一例外地强调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监督地位，使得在理论上无法区分检察机关诉讼职能与监督职能的关系，现实上也无法摆脱自己监督自己的矛盾，并打破了诉讼参与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协调与平衡。其不足之处就在于他们忽视了检察机关在不同参诉形式下法律监督的具体表现形式的差异以及由于这种差异给诉讼结构带来的不同影响。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在不同参诉方式下的法律地位。
第四、 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是受民事诉讼基本结构制约的法律地位。有学者精辟的提出：民事诉讼是诉讼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 。笔者以为，民事诉讼结构则是对这个“场”的最恰当的描绘和规制，体现了“场”的空间，规定了各诉讼主体在“场”中的位置及权利义务的范围。检察机关因参与民事诉讼而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甚至成为诉讼主体，因此，其在“场”中的法律地位也必然要受到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对此，笔者在下文予以详述。
三、与合理界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相关的几个问题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虽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却只允许检察机关以提起抗诉的方式进入这个“场”，因此，很不全面，而且存在着理论和实际操作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为全面准确界定检察机关在“场”中的法律地位，有必要对以下相关问题作一重新认识：
（1） 关于理论重构问题
理论是构建制度的基础，梁惠星教授曾指出“理论既然是人提出的，当然应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予以修正” 。因此，有必要对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作简要探讨。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依据是“公益原则”，即检察机关仅作为公益代表人提起或参与民事诉讼，其法律地位是“当事人或联合当事人”。如法国1976年民事诉讼法第421条规定：“检察机关可以作为主要当事人起诉，或作为联合当事人参加诉讼。”因此，其法律地位问题一般不存在争议。而以前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是以“干预原则”作为理论依据的，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时，同时还要履行法律监督职责，因此，对其法律地位得的争议较多。如前苏联对此就有三种争议观点：（1）认为检察长提起民事诉讼是当然的原告；（2）认为检察长在民事诉讼根本不可能是原告，而是法律监督机关的代表人；（3）认为检察长在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下，是程序的原告，同时负有法律监督的任务 。
我国则是以“监督权原则”作为检察机关参与或提起民事诉讼的法理依据。也正是在这种“监督权原则”理论的绝对信仰，导致了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职权、功能陷入无法明确的困境。究其原因笔者认为：这是长期以来，对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狭隘认识的结果。
我国1982年宪法第129条和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种法律地位是根据列宁的社会主义检察理论设定的。就民事领域而言，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一方面有权对法院的审判和诉讼参与人的民事诉讼活动进行诉讼监督，另一方面有权对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民事实体活动进行一般监督 。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都是检察权应有的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两种不同表现形式。而很多学者在研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时，却往往只强调检察机关作为诉讼监督者的一面，否认或忽视其作为一般法律监督者的一面，从而把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等同于诉讼监督或审判监督。从这个意义上笔者将前述学者所依据的“监督权说”称为“狭义的监督权说”，正是基于这种对监督权狭隘的认识，民事诉讼法第12条只规定了 ：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即将检察机关在民事领域中的全部监督内容仅界定为“审判监督”。使得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不能得以全面确立。因此，有必要重构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理论基础。
有学者主张以“公益说和广义监督权说相结合的原则” 作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基础，对此笔者表示赞同。因为，这种理论直接反映出我国检察机关提起和参与民事诉讼的权力来源，即直接源自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权，法律监督权应是广义上的监督，即包括对民事实体法律秩序的监督，也包括对诉讼法律的监督。当民事主体在对民事实体权力进行处分时危害了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时，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是其实现法律监督职责的方式之一。其次、该理论能较好地体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目的和范围，即检察机关只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提起民事诉讼，且其范围也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限。第三、根据该理论检察机关不仅可以维护公益的目的提起民事诉讼，还可出于对民事诉讼活动监督的目的而参与民事诉讼，能全面解决我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方式和身份以及法律地位等问题，克服了“狭义监督说”对检察机关起诉职能和监督职能无法区分的缺陷。
因此，“公益说和广义监督说相结合原则”能够为全面构置我国民事检察监督机制提供充分的理论依据，进而为全面、准确地确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的身份问题
在认识检察机关的法律性质时争议的另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在民事领域作为公益代表人的身份。上文已述，基于“监督权说”很多学者只强调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者的身份，而否认其国家公益代表人的身份，只强调行为层面的干预和监督，而忽视目的层面的公益维护，或将两者等同起来。 笔者认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者身份和国家公益代表人身份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但也不能混为一谈。只有承认检察机关的国家公益代表人身份并把它与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区别开来，才能正确解决我国检察机关参诉的目的和参诉任务。并由参诉目的和参诉任务进一步决定检察机关的参诉方式，从而才能全面、准确界定我国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检察机关能否成为公益代表人？笔者认为：在我国众多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适宜的公益代表人，但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
长期以来，我国诉讼法领域存在着一种误区，即认为只有自己合法权益受到违法侵害的人才具有原告资格。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就规定原告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就是说，当事人只能为了自己的利益才能提起诉讼。然而，我国大量实体法的颁布表明关于国家和公共利益的规定在法律中是非常普遍的，这说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是立法者的重要目的，但相对于对私益的保护而言，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存在着诉讼机制的欠缺和诉讼主体缺位，表现在民事诉讼立法中就是只规定有保护私益的诉讼主体，而没有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主体，只有保护私益的诉讼机制，而无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机制，这不得不说是民事诉讼法在对公权益保护与私权益保护方面的失衡。社会公共利益的主体是公共社会，但公共社会不是一个实在的主体，其利益必须由一个实在的主体予以代表和维护 。因此，有必要在民事诉讼立法中规定公益代表人这一诉讼主体，而在众多的国家机关中检察机关是最为适宜的主体；其次、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的传统观点认为，当事人必须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这就排除了无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民事诉讼的可能 ，随着现代诉权和诉之利益理论的发展，认为通常情况下，诉权主体即民事实体争议的主体。在特殊情况下，法律也可明确规定，第三人为了维护实体争议的实体权益而成为诉权主体，在诉讼中第三人则为形式的诉讼当事人，这种情况不构成对他人诉权的侵犯 。即诉权可以独立于实体权益主体而赋予他人。在现代社会中，为了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法律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是公共利益维护者是适格的当事人。诉权理论的发展，为我国民事诉讼立法明确规定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身份提起民事诉讼提供了理论基础；第三、民事诉讼立法明确赋予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与法律监督者身份并不冲突，上文已述，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者，然而这只是抽象意义和规定层面上的身份，但当法律监督者出于不同的目的，介入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领域则享有不同的身份，就好比一个自然人在不同的群体中有不同的身份一样。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正是法律监督者在民事实体法律关系中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赋予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与其法律监督者身份并不冲突。同时，笔者还认为：当检察机关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和以对民事诉讼活动进行监督为目的介入民事诉讼时两者的身份不能相互混淆，否则，就势必陷入职责、地位不清的困境；第四、赋予我国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符合国际惯例。自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制度产生以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检察机关无一例外地是为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参与民事诉讼，绝大多数国家检察机关被视为“最高法律秩序的代表”和“社会公益的维护者”，并在法律上被冠以“公益代表人身份”。因此，法律赋予我国检察机关以“公益代表人”身份符合国际立法潮流。此外，在我国主张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的众多观点中，也无例外地坚持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因此，法律上明确规定其“公益代表人”身份，使其名符其实，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的确立，不仅成为立法上的可能，更成为立法上的当务之急。同时，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的确立也为准确规制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提供了主体身份上的条件，难以想象一个没有主体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需要说明的是，笔者主张法律明确检察机关公益代表人身份，并非是以公益代表人身份界定其在民事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因为“公益代表人”不是诉讼法上的概念，难以反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更无法反映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应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笔者只是为了说明检察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益的代表人，当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其具有诉的利益、享有诉权是适格当事人而已。
（三）民事诉讼结构对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法律地位的制约问题
上文已述，如果民事诉讼是诉讼法和实体法共同作用的“场”。那么，民事诉讼结构则是对这个“场”的最恰当的描绘和规制，体现了“场”的空间范围，也体现了各诉讼主体在“场”中的位置及权利义务关系。检察机关因不同的目的参与民事诉讼而成为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甚至成为诉讼主体，因此，其在“场”中的法律地位也必然要受到民事诉讼基本结构的制约。
广东省汕头市人大常委会


汕头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

（2006年8月23日汕头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2006年9月28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城市市政设施管理，保障市政设施完好，充分发挥市政设施的功能，促进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金平区、龙湖区、濠江区所辖行政区域，澄海区、潮阳区、潮南区的城区，南澳县的县城，中心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等城市化管理地区的市政设施管理。
公路、电力、邮政、电信、广播电视、道路交通安全、消防等社会公共设施的管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条 市政设施管理实行统一规划、配套建设、协调发展，统一领导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市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的市政设施管理工作，组织实施本条例。
区（县）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承担的市政设施管理工作。
中心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的市政设施管理工作。
规划、国土、建设、公安、人防、水利、环保、交通、信息、电力、公路、海事等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权限，协同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用市政设施的权利和保护市政设施的义务，对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有权制止或者举报。

第二章 综合管理

第六条 市、区（县）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城市总体规划，组织编制市政设施发展规划并负责实施。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市政设施年度养护、维修、应急处置计划，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市政设施的养护、维修、应急处置经费应当纳入各级财政年度预算。
第七条　依附于市政设施的城市公交、供水、燃气、供电、通信、消防、广告等各种设施的建设计划，应当以近期建设规划为依据，与市政设施各专业规划和年度建设计划相协调，并与城市道路建设同步实施。
第八条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时，应当公开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目录、申请书示范文本和受理、审查、决定的程序，并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许可或者不许可的书面决定；不许可的，应当书面向申请人说明理由。
第九条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实施执法检查或者行政处罚时，应当有两人以上同时进行，并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
第十条 市政设施的管理、养护、维修责任人，按照下列规定确定：
（一）政府投资（含单位或者个人捐资）建设的市政设施，由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已经出让经营权的，在经营期内由经营单位负责；
（二）单位或者个人投资建设的市政设施，由产权人或者使用管理人负责；
（三）正在开发建设或者尚未移交的市政设施，由开发建设单位负责。
按照前款规定不能确定责任人的，由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单位研究后报同级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一条 市政设施的管理、养护、维修责任人应当加强对市政设施的管理、养护和维修，定期组织对市政设施进行检测和普查，并建立健全完整的档案管理制度。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市政设施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应当及时养护、维修，或者通知有关责任人养护、维修。
因养护、维修确需对城市道路、桥涵、河道进行交通管制的，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或者海事管理机构等部门联合向社会发布封路、封桥、封航信息。
第十二条 从事市政设施养护、维修工作的作业服务单位，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严格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确保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
地下市政设施的建设单位或者使用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安全责任制度，采取可行措施，防止危害人身安全和健康的情况发生。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养护、维修工程的质量进行监督检查，保障市政设施安全、完好。
第十三条 市政设施以及设置在市政设施上的检查井、沟井盖等各类附属设施，应当符合有关技术规范和标准；出现破损、移位或者丢失时，有关产权人或者使用管理人应当及时修复、正位或者补缺。
第十四条 市政设施工程竣工，建设单位收到市政设施工程竣工报告后，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进行竣工验收。市政设施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备案后，方可交付使用；验收不合格或者未经竣工验收合格备案的，不得交付使用。
市政设施实行工程质量保修制度，保修期为一年，自交付使用之日起计算，保修期内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的，由有关责任单位保修。法律、法规对市政设施建设工程质量保修期限另有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未经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和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市政设施设置各类管线、杆线或者广告架、灯箱等设施。
第十六条 毗邻市政设施的建设工程，建设施工单位在施工时应当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保证市政设施不受损坏。
因意外事故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当事人应当立即向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及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第三章 城市道路管理

第十七条 在城市道路设施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在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
（二）擅自改变道路结构；
（三）利用桥梁、涵洞（箱涵）等设施进行牵引、吊装；
（四）撞击损坏桥梁、涵洞（箱涵）等设施；
（五）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燃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架空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
（六）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道路上试刹车，或者在人行天桥上驾驶摩托车；
（七）碾压道路边石；
（八）直接在道路上搅拌水泥沙浆、混凝土和其他拌合物；
（九）其他侵占、损害城市道路设施的行为。
第十八条 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超宽车辆需要在城市道路行驶的，应当遵守限重、限高、限长、限宽和限速规定，事先征得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的同意，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按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时间、路线和速度行驶。
第十九条 桥梁安全防护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桥梁的具体技术特点、结构安全条件和河道的通航条件等情况，会同海事管理机构确定桥梁的安全控制范围并向社会公布；
（二）在桥梁安全控制范围内从事河道疏浚、挖掘、打桩、地下管道顶进、爆破等作业的，在向海事管理机构提出施工许可前，应当经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与桥梁产权人签订保护协议，采取保护措施后，方可施工；
（三）需要依附桥涵设置各种设施的，应经原桥涵设计部门、桥涵管养部门进行技术安全论证提出意见，并经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方可进行施工。在桥涵扩建、改建、维修时，应当无条件及时拆除、迁移。需跨越桥涵进行施工作业的，须经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
因特殊情况需要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向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占用；因工程建设等需要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持城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批准签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和有关设计文件，向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办理有关批准手续；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影响交通安全的，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第二十一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用后五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需要挖掘的，应当经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和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影响交通安全的，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时，应当征得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同意。
因紧急抢险、抢修确需挖掘城市道路的，可以先行破路，同时向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报告，并在挖掘城市道路之日起二十四小时内，补办城市道路挖掘批准手续。逾期不办理批准手续的，按违法挖掘城市道路处理。
第二十二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按批准的时间、范围和要求占用、挖掘，不准擅自变更，不准出租、转让，需要移动位置、扩大面积、延长时间的，应当提前十五日办理变更批准手续；
（二）在占用、挖掘现场醒目处悬挂许可证或者标明许可证批准文号，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和安全防护设施；
（三）需要对部分车辆限制行驶或临时交通管制的，应当事先报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并提前五日向社会公告，但紧急情况除外；
（四）挖掘道路时应当精心组织、文明施工，在主要道路上进行横穿道路施工的，应当在夜间进行，白天应当恢复交通；条件不具备时，应当分车道施工，保障道路单向畅通；
（五）挖掘道路不得压占检查井、消防栓、雨水口和边沟，挖掘或修复路面，应当按规定的技术要求进行施工；
（六）挖掘道路遇到测量标志、地下管线、文物保护标志等设施时，应当立即采取保护措施，不得移位、损坏；
（七）挖掘道路有关工程完成后，应当及时按有关技术要求回填夯实，恢复道路原状；
（八）占用、挖掘结束后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拆除临时设施，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消除安全隐患，并通知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检查验收；
（九）因特殊情况批准部门需中止占用道路时，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腾退；
（十）横穿道路施工、铺设地下管线应当优先采用非开挖施工等先进技术。
第二十三条 经批准占用或者挖掘城市道路的，应当依法向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
城市道路占用费按照物价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标准收取；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按照省有关规定的标准收取。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属下列情况之一的，可免收城市道路占用费：
（一）市政工程建设和养护维修项目；
（二）与城市道路同步建设的供水、燃气、热力、供电、通信、消防等新建工程项目；
（三）公安交通岗亭、公共汽车站亭牌、环卫设施等非营业性的社会公益事业设施建设和维修作业；
（四）环境污染治理项目。

第四章 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第二十四条 城市排水设施应当保持完好、畅通，机电设备运转安全正常。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本辖区内的城市沟渠进行清淤疏浚，保证城市排水设施的畅通和安全。
城市排水设施堵塞或者损坏的，其产权单位或者养护单位在发现或者接到报告后，应当及时疏通或者抢修。
排水设施跨越厂区、院落的，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负责养护和疏通。
第二十五条 在城市排水设施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堵塞、破坏、填埋、盗窃城市排水设施；
（二）向城市排水设施排放腐蚀性物质、剧毒物质、易燃易爆物质、废气或者废弃物；
（三）将水泥沙浆、混凝土和其他拌合物排入雨水、污水管内；
（四）搭建各类妨碍排水设施正常使用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
（五）在沟渠及其保护区范围内采掘沙石土、开荒种地或者堆放物料；
（六）擅自接驳、占压排水设施；
（七）擅自将雨水、污水管混接排水；
（八）其他侵占、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
第二十六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迁移、改动城市排水设施的，应当经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组织实施，所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第二十七条 排水设施发生故障进行抢修或者维护作业时，沿线有关排水户应当服从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的统一调度，采取限制排放量、调整排放时间等措施，确保故障及时清除。

第五章 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

第二十八条 新建、改建的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必须符合有关的设计安装规程规定，并积极采用新光源、新技术、新设备及科学的节能方式。
第二十九条 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管理范围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擅自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周围堆放杂物、挖坑取土、搭建建筑物和构筑物，妨碍照明设施正常维护和安全运行；
（二）擅自接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电源；
（三）擅自占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四）损坏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五）盗窃城市道路照明设施；
（六）其他侵占、损害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行为。
第三十条 因工程建设需要拆除、迁移、改动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应当经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组织实施，所需费用由申请人承担。
第三十一条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检查、考核制度，及时督促有关单位更换和修复破损的照明设施，使亮灯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五。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二条　本市实施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区域，由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其他区域由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措施。
法律、法规对违反本条例行为的法律责任另有规定的，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设置在市政设施上的检查井、沟井盖等各类附属设施出现破损、移位或者丢失，有关产权人或者使用管理人未及时修复、正位或者补缺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代为修复、正位或者补缺，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擅自利用市政设施建设各类管线、杆线或者设置广告架、灯箱等设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强制停止建设或者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建设施工单位在毗邻市政设施的建设工程施工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未改正的，按照以下规定处理：
（一）违反第（一）项规定，擅自在道路上建设建筑物、构筑物的，强制停止建设或者强制拆除，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并可处三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擅自改变道路结构，或者利用桥梁、涵洞（箱涵）等设施进行牵引、吊装，撞击损坏桥梁、涵洞（箱涵）等设施，或者在桥梁上架设压力在4公斤／平方厘米(0.4兆帕)以上的燃气管道、10千伏以上的架空高压电力线和其他易燃易爆管线的，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三）违反第（六）项至第（九）项规定，在桥梁或者非指定的道路上试刹车，或者在人行天桥上驾驶摩托车，或者碾压道路边石，或者直接在道路上搅拌水泥沙浆、混凝土和其他拌合物，或者从事其他侵占、损害城市道路设施行为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履带车、铁轮车或者超重、超高、超长、超宽车辆擅自在城市道路行驶的，责令停止行驶，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擅自在桥梁施工控制范围内从事河道疏浚、挖掘、打桩、地下管道顶进、爆破等作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擅自占用或者挖掘道路，或者挖掘道路不办理批准手续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一）项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违反第二十二条第（二）至第（十）项规定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未依法缴纳城市道路占用费或者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的，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可按日加收千分之二的滞纳金。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实施侵占、损害城市排水设施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实施侵占、损害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行为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可处二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三十条规定，未经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擅自拆除、迁移、改动城市排水设施或者城市道路照明设施的，责令限期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可处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逾期未恢复原状或者未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代为恢复原状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或者因意外事故等原因造成市政设施损坏的，应当予以修复或者按修复工程造价给予赔偿。
第四十五条　因市政设施管理、养护、维修失职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环境污染的，有关责任单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六条 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应当受理的事项或者举报不受理的；
（二）对应当制止或者处罚的违法行为不制止、不处罚的；
（三）包庇、纵容违法行为人的；
（四）办理行政许可事项、实施执法检查或者行政处罚不符合法定程序的；
（五）利用职权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六）其他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不履行职责的行为。
第四十七条 当事人对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四十八条 阻碍市政设施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人员、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九条 本条例下述用语的含义为：
（一）“市政设施”，包括城市道路、城市排水设施和城市道路照明设施及其他设施；
（二）“城市道路”，是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包括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地下通道、隔离带、绿化带、路肩、路坡、广场、公共停车站场、桥梁（含立交桥、人行天桥、高架桥）、涵洞（箱涵）、隧道等；
（三）“城市排水设施”，是指接纳、输送城市雨水和污水的市政管网、沟渠、出水口、下水道检查井、雨水井、沟井盖、泵站、启闭器等；
（四）“城市道路照明设施”，是指用于城市道路（含里巷、住宅小区、桥梁、隧道、广场、公共停车站场）、不售票的公园和公共绿地等处的路灯配电室、变压器、配电箱、灯杆、灯具、地上地下管线、工作井以及照明附属设备等；
（五）“中心镇”，是指根据省规定标准和程序核准为中心镇的建制镇；
（六） “以上”、“以下”，均包括本数。
第五十条 高新区、保税区、风景名胜区和中心镇以外其他建制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政设施的管理，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自2006年 12 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