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

贾玉亭


　　不当得利的发生需要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而不当得利构成要件又分为一般要件和特别要件。

　　一、必须一方获得利益

　　必须一方获得利益是构成不当得利的重要的必要条件。若不具备此条件,即一方当事人只使他方的财产受到损害,自己并未从中获得利益,则可能会发生损害赔偿责任,但不能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责任。
　　所谓一方获得利益,是指一方当事人因一定的事实结果而使其得到一定的财产利益。财产利益的增加也就是财产总量的增加。而财产增加的形式有两种:其一为财产利益的积极增加,即财产权利的增强或财产义务的消灭,主要表现形式有:财产权利的取得、占有的取得、财产权利的扩张及效力的增强、财产权利限制的消除。其二为财产利益的消极增加,即财产利益本应减少而没有减少所产生的利益,客观上仍然可以归结为利益的增加。具体表现形式有:本应承担的债务而不再承担或减少负担;应支出的费用没有支出或减少支出;本应设定的权利限制而没有设立。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若受益人主观上存在故意,如事前预谋某项利益或者受益后采取不正当手段谋取该项利益的,则可能单独构成侵权或者构成侵权与不当得利竞合;若受益人因主观上的过失,或由于疏忽大意而误将他人财物认为是自己的而处分之,也需根据具体情况做分析,但始终会在侵权或侵权与不当得利竞合的范围内。若受益人因偶然性、非主观事件而获得利益,则不构成不当得利。因此,不当得利不以受益人主观过错为必要。

　　二、必须他方受到损失

　　若无他方的损失,虽有一方得利,也不发生利益返还,则不能构成不当得利。所谓他方受到损失,指因一定的法律事实而使其财产总额减少。该损失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积极损失,也包括消极损失。积极损失,又称直接损失,是指现有财产利益的减少;消极损失,又称为间接损失,是指财产应增加而未增加,亦即应得利益的损失。这里应得利益是指在正常情形下可以得到的利益,并非指必然得到的利益。不当得利构成要件所指“损失”,不同于因为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所造成的“损失”,前者应当作更宽松的解释。
　　不当得利制度的功能,不在于弥补损失,而是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没有法律上的原因所取得的利益。因此,不当得利制度的“损失”应当和“赔偿损失”所称的“损失”严格区别,原则上应以一方得到的利益来确定。需要注意的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其损益内容不必完全一致。如甲无权处分乙的计算机,由丙善意取得,甲因获得计算机价款而获益,乙因丧失计算机所有权而受损,二者损益内容不相同,但乙仍可向甲主张不当得利请求权。

　三、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

　　所谓受利益与受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是指他方的损失是因一方受益造成的,一方受益是他方受损的原因。受益与受损间的因果关系,并非如同民事责任构成中的因果关系。受益与受损间的因果关系只表现二者之间的一种变动的关联性,既不要求他方受到的损失与一方接受的利益同时发生,也不要求二者的范围或表现形式相同。
　　取得利益和受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理论上又分为直接因果关系说和非直接因果关系说。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利益与受损失必须基于同一法律事实,即由于同一原因使一方获得利益,他方受到损失,方可认定利益与损失之间有因果关系,非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利益与受损失间的因果关系,不以产生于同一原因事实为限,即使受益与受损是由两方面原因事实造成的,如果社会观念认为二者有牵连关系,也应认为二者间具有因果关系。
　　两种学说之争的焦点集中在因第三人行为的介入而发生的受益与受损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是否构成不当得利问题上。直接因果关系说旨在适当限制不当得利当事人请求权的范围,使受损不得对于间接获利的第三人请求返还其所受的利益。而非因果关系说主要强调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在于基于公平的理念而对于财产价值的不当的移动加以调剂,所以对于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利益,致他方受损失时,对于因果关系的有无,也应根据公平理念,依社会上的一般观念来决定。如果损益之间有第三人行为的介入,若该财产的移动,依社会观念认为不当得利时,即应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要求返还。
　　在一般情况下,取得利益与受到损失是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但只要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一定的联系,即使引起两方面结果的不是同一个事实,也不妨碍不当得利之构成。由此只要受益与受损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受益与受损两者的范围不要求相同,两者的形式不要求相同,两者发生的时间也不要求相同,这种种因素均不影响不当得利的构成。

　　四、受益必须没有合法依据

　　造成他人损失而使自己获得利益所以构成不当得利,是因为该项利益的取得没有合法根据。没有合法根据,是不当得利构成的实质条件。因为不当得利制度的目的既不在于使受益人不能保留取得的利益,也不在于受损失人能够请求返还失去利益,而是在于纠正财产变动中的不正常关系。在社会交易中,经常会发生一方得到利益,而另一方受到损失的情况,如果仅以一方得利,就使受损人请求得利人返还其得利,这势必会限制交易,与交易的实践相悖。因此,若一方得利造成他方损失有合法根据,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就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不发生不当得利问题。
　　对于如何判断当事人接受利益有无合法的根据,历来有统一说与非统一说之争。统一说主张,无合法根据而取得利益应有统一的概念,无论何种不当得利都可纳入这一共同概念的含义中。非统一说认为,各种不当得利基础各异,不可能求其统一,因而对于无合法根据,应就各种不当得利分别界定其意义。
　　但是,统一说和非统一说所考虑的全是不当得利产生的过程问题,对于给付不当得利只以给付行为欠缺原因为考虑对象。实际上,利益的取得是否得当,并不完全取决于不当得利的产生过程,权利或者利益的取得过程合法,并不能表明受益人保有利益得当。所以,无法律上的原因,并非指取得利益的过程欠缺法律依据,而应当指取得利益并继续享有利益欠缺正当性或者法律依据。从这一点上看,给付行为和非给付行为并无差别。因此,无法律上的原因不因给付不当得利或非给付不当得利而有差异,应统一理解为:不论取得财产或者权利是否有法律上的原因,受益人继续保有其取得的利益欠缺正当性,即构成无法律上的原因。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若干问题探讨


　　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简称简易审）是指某些适用普通程序的刑事案件，在被告人作有罪答辩的前提下，在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基础上，采取简化、省略部分程序中的某些环节，提高诉讼效率的一种法庭审理方式。 简易审既可以使案件繁简分流，及时惩罚犯罪分子，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又可以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解决严打斗争中案多人少的矛盾，确保司法公正。同时，它也适应当前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简易审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公诉改革的一项重点内容，各级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并取得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随着改革的深入，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就此谈点自己肤浅的看法。
　　一、关于审理模式
　　（一）随机性简易审还是程序性简易审。对依法适用刑事案件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在制度设置上，首先应解决审理模式问题。从目前各地的办案实践看，存在着两种模式。一种是正式的，有明确的提起与启动程序，而且庭前程序也有相应的变化（如庭前告诉被告人公诉方掌握的基本证据）；当案情复杂化或者发生争议，需要恢复普通程序审理方式时，也有转换程序的通知。这是一种具有提起、启动以及转换程序的“正式的”审理方式。另一种则具有“随机性”，在被告人认罪或者基本认罪的情况下，在没有正式通知的情况下，公诉人和合议庭即简化质证与审理程序（通常因被告人已认罪而不会提出异议），从而实现了简易化审理。这种情况一般是由于公诉人与合议庭配合默契，形成了一种操作习惯。即这种简易审是一种根据案件情况而随时决定，具有随机性。笔者认为，鉴于简易审简化了庭审程序，从而减少了被告方进行诉讼控辩的条件，应当以征得被告方同意为前提。因此，简易化审理应当是程序性的，即必须征得被告人同意并由合议庭决定采用简易程序，而不应当是缺乏告知程序的随时采用。否则，就可能损害被告人的辩护权，而且使庭审程序趋于草率。
　　（二）全案简易审还是局部简易审。所谓局部简易审，是指对刑事案件中的一部分内容进行普通审理，但就另一部分内容进行简易审理。如被告人被指控犯有贪污罪和挪用公款两个罪，其对前一指控不认罪，但对后一指控即挪用公款罪，被告人认罪，而且证据足以支持指控。那么，对两罪的审理是否可以分别适用普通审理和简易审理两种方式。对此，笔者认为，只要符合简易审条件，应当允许刑事案件中的部分内容进行简易化审理，以实现诉讼经济，并为有争议内容的审理提供更充分的时间。这种模式在一人实施数种犯罪行为或者在多人共同犯罪案件中，更能体现诉讼效益。不过在操作上，仍要求程序转换时应当征求被告人意见，而后明确通知简易审的适用。反之，在简易审程序中，对个别情节和事实需要采用普通审方式的，也可以将普通审穿插于简易审中，对普通审的个别性恢复，法庭可以不作专门通知，因为这样做并无损害被告人辩护权利之嫌。
　　二、关于适用条件
　　（一）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且对有罪供述的法律后果有明确认识在实践中不易准确判断。刑事案件中，被告人是否自愿地作出有罪答辩并不是一件很容易判断的事情。因为被告人很可能由于没有受过法律教育，知识水平很低，从而对于公诉人提出的指控理解不清，或者对于其作出的有罪答辩的后果没有一个准确全面的认识。考虑到我国目前办案人员的素质情况和我国在侦查、审查阶段存在的个别刑讯逼供现象，被告人的自愿程度更是容易令人置疑。被告人对有罪供述的法律后果有明确的认识，这主要是指被告人对认罪后可能受到的处罚有明确的认识。实践中，有的被告人错误理解坦白从宽，对从宽的期望值过高，而在判决后又感到失望，再提起上诉。一审无争议，二审期间展开诉讼对抗，但由于二审系终审，且诉讼条件不同，即使是开庭审，也难以充分保证被告人的权利，这也就使一审简易审的提高诉讼效率、及时惩罚犯罪目的没有达到。
　　（二）以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作为简易审的基础，容易导致“先定后审”。按照刑事诉讼的一般原理，对于刑事案件的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只有在合议庭经过法庭审理以后才能确定。由于目前对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前提是被告人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且由于法庭在审理时简化了法庭调查、法庭举证和质证的重要程序与内容，缩短了合议庭对案件形成正确判决的时间和进程，必然造成法院加大庭前“实质性审查”的力度，并使法官形成庭前的预断，使庭审成为走过场，结果又回到了以前纠问式庭审“先定后审”的老路上去。“先定后审”不仅是对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极大破坏，也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恣意践踏。
　　（三）简易审只能由检察机关建议而不宜由法院提出检察机关同意。两院一部的意见规定简易审需要检察机关建议或者同意适用。“检察机关建议”，是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主动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简易审；“检察机关同意”，是刑事案件移送起诉后，人民法院审查案件，认为可以适用简易审理方式时，征询检察机关意见，检察机关表示同意。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开庭前只是对案件进行形式审查，不可能全面把握案件的事实、证据以及被告人是否自愿作有罪答辩等情况；而且，人民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决者，如果主动提出适用简易化审理方式，在某些条件下，有可能误导被告人被迫放弃其更愿意接受的普通程序的审理方式，所以，不宜由人民法院主动提出适用简易审。
　　三、关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是否适用简易审问题
　　审理少年犯罪案件可否适用简化审，两院和一部 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中并未确定，实践中存在一定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是对普通程序的简化，既然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案件一样适用普通程序，当然也可以适用简易化审理；另一种观点认为，未成年被告人属限制刑事行为能力人，在认知能力、辩别能力、犯罪动因等方面与成年被告人都存在差别，为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宜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
　　笔者以为，我国立法确实对未成年人这一特殊犯罪群体进行了多方面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审判时可通知其法定代理人到场、第三十四条第二款人民法院应当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辩护人、第一百五十二条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不公开审理等方面。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与成年人犯罪所适用的刑事诉讼程序是一样的。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主要是对庭审讯问、举证、质证过程的简化，并不影响被告人依法行使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同样，在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未成年被告人依法应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也受到充分的保障。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权益及其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庭审的迅速简化可以缩短未成年被告人审前羁押时间，减少冗长诉讼对未成年人身心所造成的伤害，是对未成年人实施司法保护的需要，也是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少年审判阶段的体现，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方式符合少年犯罪案件审理特性的需要，能更好地贯彻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方针，它完全可以适用于未成年犯罪案件，从某种程度上讲，它也更适合于未成年犯罪案件，更容易做到既不损害未成年人诉讼权利，又能提高办案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可以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需要注意的是，与成年人犯罪相比，未成年人犯罪的动机、目的都较为单纯，可改造性较相对较强，在适用普通程序简易化审理的过程中，除切实保障未成年被告人的各项诉讼权利外，注意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与个人稳私，通过庭审对其进行法制教育等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工作，是不可简化或省略的。
　　当然，普通程序简易审的健康有序运转，有赖于司法环境的不断改善，需要一系列科学完备的配套和保障制度。（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检察院　张碧波　曾爱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