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执行难”论我国现阶段的法律缺陷

犀原律师事务所(河南郑州) 杨德寿


摘要：“执行难”问题是近年来一个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作者认为，“执行难”的存在不是偶然的，它是由我国现阶段存在的法律缺陷造成的。这些法律正是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就是国家应当对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所有民事主体的资产和负债进行法律调整。
关键词：执行难、法律缺陷、资产和负债。


一、“执行难”的现状
“执行难”一词是人们对大量生效的民事法律文书长期得不到执行的形象描述，该词先由哪位有识之士“发明”，无从考究。但从其目前的流行程度来看，“执行难”的发明当是对汉语词汇的一大贡献。除此之外，有人还把长期得不到执行的法律文书叫做“法律白条”。
近几年来，全国的执行积案呈直线上升趋势，“法律白条”是越积越多。1986年以前，当事人对生效的法律文书的自觉履行率为70%，之后逐年下降，到了1996年，10年间债权人的申请执行率已上升到70%以上。据最高法院统计，截至1999年6月份，全国法院共积存未执行案件85万件，标的金额总计2590亿元。就河南省而言，截至1999年7月，尚有未执结案件50917件，未执结标的金额111.53亿元，且执行难度越来越大，执行工作的对抗性日益加剧i。
“执行难”也好，“法律白条”也罢，都说明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我国法律的尊严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二、“执行难”的直接后果
1、法律已经失去其应有的尊严
法律是什么? 通俗地讲，就是人们行为的准则。这些准则与道德的区别，在于各自发生作用的基础。道德依靠人的良知和自觉，法律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法律发生作用，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来实现的。当人民法院的判决得不到执行时，法律的准则作用将无从体现。靠国家强制力来实现的判决书如果变成“法律白条”的话，法律的尊严也将荡然无存。
2、我国的市场经济正在变得毫无秩序
寻求司法保护，是公民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最后一道盾牌。当债权人为主张自己的权利，提起诉讼、付出大量精力和各种与诉讼有关的费用之后，得到的只是一张“法律白条”的时候，他的感想是什么呢? 只能是对国家司法制度的绝望! “执行难”还将反过来影响到债权人对诉权的行使。因为，债权人对司法保护丧失信心的时候，他的选择可能是拖延或放弃诉权；与此同时，债务人的下落不明又常常造成债权人无法行使诉权。很明显，我国经济交往中难以实现的债权将远远超出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数目。另外，“执行难”又会怂恿债务人消极履行甚至不履行自己的债务。
于是，为讨债而设立的公司成立了，为索债而采取的非法拘禁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了。非法拘禁及其他违法犯罪为法律所明确禁止，讨债公司的设立也被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通字（1995）87号“通知”以没有法律依据所禁止。诚然，法律没有规定可以设立讨债公司，但同时法律也没有规定禁止设立讨债公司。如果上述通知可以代替法律规定的话，国家才算有了禁止性或限制性规定。应该说，这些都是债权人实现债权的非正常途经，债权人同样需要付出代价并有可能为此承担法律制裁的风险。但是，仍然有人愿意铤而走险。何故? 因为这样能解决问题。
人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法律的无奈，他们不得不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行事。而每个人认为的适当方式又有所不同，在此情况下，社会必将变得毫无秩序，依法治国无从谈起。

三、“执行难”的原因
造成执行难的原因有多种，归纳起来有三个方面：一、客观上是被执行人确无履行债务的能力；二、主观上是司法腐败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地方保护、判决本身的不公和执行人员以各种借口的不作为等；三、立法上存在的缺陷。
上述三方面的原因，不是孤立地而是相互影响造成了民事判决的执行难。其中，造成执行难的最关键因素是立法上的缺陷，本文将着重探讨这方面的原因。因为对于确无履行债务能力的被执行人可以从立法上彻底免除他的义务，而对于腐败原因引起的“执行难”也可以从完善法律的角度寻求解决办法。

四、造成“执行难”的法律缺陷
1、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
这是造成“执行难”最根本的原因，因为这种法律上的缺陷使得《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执行措施无法操作。《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章有关条款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人民法院有权向银行、信用合作社和其他有储蓄业务的单位查询被执行人的存款情况，有权冻结、划拨被执行人的存款；人民法院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人民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品。《民事诉讼法》还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隐匿财产的，人民法院有权发出搜查令，对被执行人及其住所或者财产隐匿地进行搜查。从法律的规定来看，人民法院的执行措施有很多，权限也很大。但是，执行这些措施的前提首先是，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有十分清楚的了解。而这又有赖于国家对民事主体特别是自然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的法律调整。
民事主体占有资产的形式有多种，这些资产可以是存款、股票、现金、实物、无形资产以及各种收藏等。它们的处所以及流向，只有所有权人最清楚。一个被法律文书确定为被执行人的、拥有以上财产的所有制主体，假定他有足够能力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如果他根本就不愿意履行这种义务，他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将其财产转移或隐匿。他可以一边过着花天酒地、挥金如土的生活；一边对着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装穷。装穷的结果是，人民法院对他的执行无法进行。因为法律已经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时还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必需品。虽然我们可以从侧面了解到他有履行能力，但我们无法取得他拥有资产的确切证据。
司法机关对公民的资产和负债状况一无所知，这正是国家对民事主体资产及负债状况缺乏法律调整的后果。为此我们有必要建立相应的全民资产及负债申报制度。事实上，这种法律缺陷造成的不仅仅是“执行难”，它还使市场经济的其他许多法律无法实施(以下将会论及)。
2、对于确无履行法律文书义务的自然人缺乏法律调整
《民事诉讼法》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公民因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无收入来源，又丧失劳动能力的，人民法院裁定终结执行。因为上述原因，人民法院很难确定作为被执行人的自然人，是否真的属于生活困难无力偿还借款又无收入来源的情形。在此情况下，《民事诉讼法》的上述规定也无法施行。于是，我们有必要建立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但这种制度的建立又有赖于全民资产及负债申报法律制度建立。
3、在执行程序中，对执行期限及执行人员的不作为缺乏法律调整
这种法律上的缺陷使执行人员的司法权利没有约束。对于民事案件的执行期限，《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除此之外，对于人民法院的执行人员怠于执行或干脆不作为甚至滥用执行权利的情形，立法上没有对申请人救济的规定，譬如提起诉讼等。这使当事人的权利不仅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遭受执法人员的非法侵犯，而当事人又毫无办法。
据报导ii：一起历经四审的案子，当事人从新疆到河北跑了几十趟，两年多却一直未能执行。80万元执行款已被划拨到了法院的账户里，当事人仍未拿到。该报同一版面同时刊登另一篇执法人员滥用执行权利的文章，文章披露iii：河北唐山吴义贵在1998年经历的一场败诉的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官司。吴在法院开庭审理三个月前，收到法院执行庭的一张执行传票，之后法院查封了他租房建的工厂。到现在法院判决已下达22个月。工厂仍然在查封中而不能执行，致使吴义贵无法使用，给他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是法院执行权利没有约束的结果。对此，应该给予执行当事人法律上的救济。

五、法律缺陷与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关系
通过论述，我们可以看出“执行难”是由上述法律缺陷造成的，而“执行难”的实质就是国家的法律制度未能得到有效贯彻实施，这表明构成上述法律缺陷的内容正是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为此，我们有必要围绕上述法律缺陷对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进行构建。
1、自然人资产及负债申报法律制度必须确立
对于法人的资产及负债状况，国家制定有相应的会计系列法规进行调整。而对于自然人的财产状况，我国根本没有相应的法规调整。这种法律上的空白，不仅直接造成民事判决的执行难，还使国家的其他一些法律法规无法实施。
首先是《公司法》，虽然该法已实施多年，但是否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则是另一回事。除了股份有限公司和上市公司比较规范以外，一般的有限公司就很难规范。许多所谓的股东是拿借款而不是自有资金出资的，一旦公司注册登记完毕，这些股东的出资便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而有限公司则变成了空壳公司。某些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名义上是几个，实际上只有一个，这样的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人独资企业没有本质上的不同。这又反过来使国家对法人的资产及负债的法律调整陷入困境。
其次，因为国家对自然人资产及负债状况的不明，为各种各样涉及财产的犯罪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贪污、受贿、挪用、侵占、诈骗、洗钱、抢劫以及盗窃等通过非法途径取得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可谓得手容易发现难! 即使发现了也很难将损失追回。除此之外，政府各种管理部门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乱罚款的“四乱”所得，极少能够返还，几乎全部变成了当权者的灰色收入或被他们灰色消费掉了，这实际上是管理者利用国家权力做后盾对纳税人财产的非法侵占和掠夺! 这种失控的社会秩序对人民、对国家造成的损失是不可估量的，国家也根本谈不上法治。
近年来，有人开始注意我国的信用危机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同样需要建立国家对自然人资产及负债状况进行调整的法律制度，这是实现个人信用的先决条件。因为，在社会交往特别是经济交往中，作为交往主体的自然人或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不仅取决于他的智力，同时还取决于他所拥有的资产和负债。如果他的资产和负债状况根本不敢为别人所知，他对交往对象就毫无诚意可言，他不可能按照诚实信用的民事法律基本原则从事民事活动。
另外，这种法律上的空白还将造成有望出台的《遗产税法》根本无法实施! 因为国家不知道它的每一位公民所拥有的资产和负债，以此为据的遗产税将无法确定，自然无法征收。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向这种法律制度靠近，不动产和机动车的购置和流转登记制度早已有之，2000年4月开始推行的存款实名制也是一种进步。但是，这只是对自然人部分财产状况的有限的法律调整，根本不能满足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对于自然人来讲，将其每一笔收入或支出（特别是零星的小额收入和支出）都进行申报是不现实的。但是作者相信，每个人和每个家庭，其日常收入和支出是基本固定的，这些可以按固定期限的固定收入和固定支出申报，至于其它的超出或低于固定收入和支出数目的收入和支出可以采取另行申报的办法。
2、自然人破产的法律制度应当确立
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的自然人或合伙人的破产，在法律上却感到束手无策、无法可依，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也有悖于破产法的“一般破产主义”的世界发展趋势。有专家认为，自然人个人破产法律制度的价值在于iv：1、弥补传统民事诉讼制度救济手段之不足，公平保护债权人利益；2、及时切断债务膨胀，保障经济秩序良好运行；3、给债务人以重新开始的机会；4、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按照《公司法》的规定，自然人作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享有对该公司按其股份决策和收益的权利，同时对该公司的破产按其投资承担有限责任。那么，作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或个人独资企业的业主，他为什么就不能对自己的经营失败承担有限责任呢? 这主要是因为法人的经营活动有严格的会计系列法规进行调整，其财产所有和负债有较为完善的书面记录，国家认为有能力对公司的行为进行干预。相比之下，国家对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的经营活动的管理是相当松散的，国家对其经营行为难以进行调控，所以要其承担无限责任。这种享有相同权利承担不同法律责任的制度，对于我国不断发展壮大的私营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它不利于市场经济的有序运行。
析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

杨新京*


关键词：司法解释；罪名；刑法修正案
摘 要：在我国，具有司法解释权的机关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所作的司法解释对司法实践工作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对2002年3月26日两高《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进行了分析，认为《补充规定》解决了长期以来检法两家在刑法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并提出了有关建言。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这个规定就1997年刑法颁布以来刑法施行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认定上的分歧问题，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一举得以解决，因而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补充规定》的发布，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的分歧
我国现行刑法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并在同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1997年刑法与1979年刑法相比，条文从192条增加到452条，罪名也从100多个增加到400多个。由于我国刑法分则对罪名的表述采用的是包含式，即在分则条文中不载明罪名，只规定罪状，将罪名包含在罪状之中，因而在确定罪名时需要进行分析。1997年刑法通过后，对于刑法分则中到底有多少个罪名，又应当如何称呼，法学家众说纷纭。在1997年一年之内，坊间就出版了各种各样的刑法教材100多部，但对到底有多少个新罪名，如何称呼，却各执一词。弄的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而司法实际部门又不能按照教科书认定的罪名来起诉和定罪。因此，无论是理论学术界还是司法实际部门都迫切希望两高制定司法解释来正确认定刑法分则中的所有罪名。
但是两高对1997年刑法的罪名总数和罪名的名称也存在不同意见，并在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了各自发布司法解释的办法。1997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3个罪名[1]；同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在这个“意见”中，认定刑法分则总共有414个罪名。[2]这多出的一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7条第2款）。与此同时，高法的《规定》和高检的《意见》对刑法分则渎职罪一章中第399条、第406条的3个罪名的表述也不一致。高法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徇私枉法罪，第2款认定为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而高检对刑法第399条第1款认定为枉法追诉、裁判罪，第2款认定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对第406条认定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在我国，只有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具有司法解释权，但对罪名的认定不是采取联合而是各自发布司法解释，且对刑法分则罪名的总数和部分罪名的认定又不一致，使学术界甚不理解[3]。与此同时，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也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了困难。例如，由于受各自部门的领导，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必须以高检规定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在判决时又必须以高法规定的罪名定罪。因此，就会出现这样的难堪情况。即：检察机关如果以枉法追诉、裁判罪起诉，审判机关即使认为检察机关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但在定罪时一定会以徇私枉法罪定罪量刑。再从实际情况看，自两高各自颁布关于罪名认定的司法解释后，从未发生过一起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起诉和定罪的情况。有鉴于此，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在这个规定中，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的案件由原来的53个罪名减少到52个，其中减少的这个罪名就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5]高检这个规定的发布，虽然从实际上说取消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使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的认识上归于一致，但在其他三个罪名的名称认定上仍不一致，司法解释上的冲突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2002年3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一举解决了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名称认定上的分歧。《补充规定》正式确认：刑法第397条为两个罪名，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第399条第1款为徇私枉法罪，取消枉法追诉、裁判罪；第399条第2款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取消枉法裁判罪；第406条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6]。《补充规定》的发布，使刑法实施以来检法两家在罪名总数和部分罪名认定上存在的分歧，在4年多后终于获得完满解决。
二、《补充规定》的发布，解决了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系列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的补充和修改而带来的罪名认定问题
1997年10月1日刑法正式实施后，针对司法实践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以及刑法本身存在的一些不完善之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了几部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有关条文和罪名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这些单行刑事法律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的有关条文做了修改：其中增加了一些新条款，修改了一些原有条款，取消了个别条款。由于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条文作了修改，必然带来对原有罪名的变更，以及适用法律上的疑难问题。
例如：1997年刑法第168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徇私舞弊，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亏损，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199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将其修改为：“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破产或者严重损失，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国家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两款罪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1997年刑法第168条的罪名认定为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其主体仅限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仅限故意。《刑法修正案》修改后的条文将犯罪主体扩大到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主观方面也从故意扩大到过失。因此，根据修改后的条文，国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同样构成犯罪。
但随之产生的问题是：1997年两高公布的司法解释中没有这个罪名，检察机关从现有罪名中找不到合适的罪名起诉，审判机关也无法从现有罪名中选择合适的罪名定罪。任何一个省级以下检察机关或审判机关都无权自己创造出一个罪名来起诉、定罪。因此，尽管立法机关已对刑法分则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由于两高未能及时对新增加的罪名作出法定解释，司法实际部门对修改后的刑法分则条文仍然不能适用。
再如：2001年12月18日，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案。被告人肖永灵（男、27岁），上海市金山区东泾镇人，曾在1995年7月因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2001年10月18日，肖永灵将两封装有虚假炭疽杆菌的邮件，分别投寄到上海市有关部门及新闻单位。法院审理后认为，肖永灵故意制造恐怖气氛，危害社会稳定，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系原犯盗窃罪在刑罚执行完毕后5年之内再次犯罪，系累犯，依法应当从重处罚。为惩治和防范恐怖犯罪活动，保障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安全和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依照刑法第114条和第65条第1款的规定，判决肖永灵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作出后，肖永灵不服判决，提出上诉。[6]
2001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对刑法第291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291条之一：“投放虚假的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编造爆炸威胁、生化威胁、放射威胁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刑法修正案（三）》的对刑法分则的修改看，肖永灵的行为显然符合这条规定。由于该判决在上诉期间，未发生法律效力。根据刑法第12条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对新法颁布之前正在审理的案件或者判决尚未生效的案件，适用旧法，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的，或者处罚较轻的，适用新法。在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中，如果依据1979年刑法第114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死刑；如果依据《刑法修正案（三）》对肖定罪，其最高刑为15年。两者相比，显然后者要轻。也就是说，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三）》之后，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肖永灵投寄虚假炭疽杆菌邮件案应当适用修改后的刑法分则第291条之一定罪量刑。但问题还是在这里，如果两高不能及时对刑法修正案增加的新罪名作出司法解释，下级检察院、下级法院仍然无法适用新法律。因此，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亟须两高尽快对立法机关增加、修改和删除的刑法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作出司法解释。
2002年3月26日，两高发布的《补充规定》，正式对1998年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中对刑法分则增加、修改和删除的条文所涉及到的罪名的认定，作出了统一解释，从而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修改后，由于没有法定解释对新罪名的认定，致使司法机关无法适用新罪名的问题。
三、《补充规定》的发布，规范了刑法分则中的部分罪名
1、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我国1979年刑法中有奸淫幼女罪这个罪名，1997年刑法的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以强奸论，从重处罚。”有学者认为，刑法的这款规定，已经明确奸淫不满14周岁的幼女的，仍然是强奸罪，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因为刑法分则中的独立罪名，后面都跟有法定刑。也有学者认为，奸淫幼女罪已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了多年，应当继续保留。[7] 1997年12月两高颁布的司法解释都保留了这个罪名。但随后产生的问题是：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那么，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奸淫幼女罪的，要不要负刑事责任？有人认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仅对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8种犯罪负责，其他犯罪概不负责。有人认为，根据刑法第236条第2款规定，奸淫幼女的以强奸论。奸淫幼女罪显然要比强奸罪性质更为恶劣、后果更为严重。因此，应当负刑事责任。但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定论，司法机关只好根据自己对刑法的理解来执行。两高《补充规定》正式取消了奸淫幼女罪，对奸淫幼女的行为以强奸罪定性，从而也就解决了这个争议了多年的问题。
2、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后的罪名使原来的冗长的罪名简化，与刑法第229条的规定更加贴切。
四、《补充规定》的发布，将刑法分则的罪名总数确定为418个
3月26日两高颁布的《补充规定》，对全国人大常委会自1997年以来颁布的单行刑事法律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和补充而带来的罪名的变动，以及两高对1997年刑法中部分罪名做了修改。
1、经修改后，刑法分则中的罪名总数由1997年刑法中的413个增加到418个
（1）1998年12月29日《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中增加1个新罪名，骗购外汇罪；
（2）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62条增加了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刑法第168条增加了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罪；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但同时取消了原有罪名，即：徇私舞弊造成破产、亏损罪。
（3）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中增加了3个新罪名，即：刑法第120条增加了资助恐怖活动罪；刑法第291条增加了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
（4）2002年3月26日两高《补充规定》取消了1个原有罪名，即：刑法第236条中的奸淫幼女罪。
2、根据三个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分则中10个罪名进行了变更
（1）根据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对4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74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变更为伪造、变造、转让金融机构经营许可证、批准文件罪；将刑法第181条第1款编造并传播证券交易虚假信息罪变更为编造并传播证券、期货交易虚假信息罪；将刑法第181条第2款变更为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将刑法第182条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变更为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罪。
（2）根据2001年8月3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二）》，将刑法第342条非法占用耕地罪变更为非法占用农用地罪；
（3）根据2001年12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三）》，对5个罪名进行了变更。它们是：将刑法第114条投毒罪变更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15条过失投毒罪变更为过失投放危险物质罪；刑法第125条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变更为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1款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盗窃、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将刑法第127条第2款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变更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危险物质罪。
3、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存在争议的3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399条第1款枉法追诉、裁判罪修改为徇私枉法罪；将刑法第399条第2款枉法裁判罪修改为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将刑法第406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罪修改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
4、对两高过去发布的司法解释中表述不确切的2个罪名进行了修改
它们是：将刑法第229条中介组织人员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中介组织人员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修改为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
五、对两高司法解释的建言
1、对司法实践中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尽可能联合发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我国惟一具有发布司法解释的机关。其根据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1981年6月10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凡属于检察院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解释如果有原则性的分歧，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或决定。”自1981年以来，两高曾多次就涉及检法两家业务的法律，联合发布司法解释，对指导司法实践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反之，如果两家对罪名的认识不能取得一致，势必给司法实际部门工作人员的操作带来困难，也与刑诉法第七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的原则所不符。
2、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如前所述，立法机关在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或者是增加了新条款，或者是修改了原有条款，或者是取消了个别条款。这也就势必导致刑法罪名的修改和变动。但是对刑法罪名修改和变动的法定机关只能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其他任何一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无权进行。因此，我们认为在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进行修改后，两高应及时发布新的司法解释增加、调整和取消罪名，以适应立法机关对刑法分则的修改。不应再发生像全国人大常委会早在1999年1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中就对刑法第168条进行了修改，但是直到2002年3月两高才对该条文规定的罪名作出修改的事情，这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法宗旨不一致。

* 作者：国家检察官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