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属性对刑事侦查程序中人权保障问题的影响

　　人们随着经济地位地不断提高，人权保护意识不断加强，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刑事侦查程序中侵犯人权的事情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借鉴于现代法治原则，法学界从司法结构、刑事程序原论等不同视度这此问题都作了深入的探讨。在这里，我旨在通过法的属性即法的地方性和民俗性出发揭示侦查权与人权的矛盾冲突的根源以及我国立法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反对不加比较分析、脱离中国实际、简单地移植国外法。认识难免浅显、粗陋甚至谬误，还望指正。
　　一、在刑事侦查程序中保障人权的根据。
　　马克思理论认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组织他们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中国法律发展史和刑法发展史也验证了这一点。刑法作为一部部门法，其形成自然也不例外。《太平御览》卷六三八引《文子》：“老子日：法者，非从天生，非从地出，发于人心，反已自正。”所说的法律通过思维反映现实又回到现实即法律所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或理由，也表明：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只可能是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经验总结的提高。
　　我国宪法确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镇压的是敌视和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我国《刑法》第一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以维护社会主义法制，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查明犯罪事实，“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不是单纯地结案了事。
　　马克思理论主张要辩证的看待问题，我国法律在一定程度上也采纳了当事人主义诉讼制度的一些作法，比如疑罪从无原则。疑罪从无原则也可称之为无罪推定原则，它的基本含义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任何受到刑事追诉的人在未经司法程序最终判决为有罪之前，都应被推定为无罪之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应视为对这一原则的适用。法人类学家的著名代表波斯皮士尔在提出法的四种基本属性时，认为明确区分法律和政治领域的标准应是法的第二属性即“普遍适用的意图”。这一属性要求权威在作出决定时，打算使该种决定适用于将来所有类似或相同的情况，以其判决具有普遍的适应性。既然，“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那么，从法律的普遍适用性出发，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就应得到适当的保护。
　　刑事诉讼法自身具有人权法性质，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适用于侦查阶段的条文规定也阐述了这一观点。比如第14条规定的被推定为无罪的权利、获知被指控的罪名的权利、及时受审的权利、不得被迫自证其罪的权利等。刑事诉讼法需要特别关注的是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的保护，该法的人权法性质要求司法界在认识领域把握这一点，不应为了追求效率而侵犯人权。
　　二、侦查权扩张与嫌疑人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我国可以行使侦查权的机关有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国家安全机关、军队保卫部门和监狱，其中公安机关是最主要的侦查机关。侦查机关所享有的侦查权，即通过收集确实、充分的证据，尽可能将所有的犯罪分子都交付审判，从而实现宪法和法律维护社会安宁与秩序的职能目标，它的界定多是从其侦查行为的角度出发的。在侦查过程中，由于证据尚大量散失在外，侦查机关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就必然会采取法律所付予的包括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的侦查行为权力，而针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强制性措施也就必然会与公民的包括人身权、隐私权等在内的人权发生冲突。我在这里要讨论的是侦察权任意扩张与公民合法权利的冲突，必要的、合法的冲突不在这个范围之列。
　　法具有地方性或民俗特征的论证有其科学性。我国自解放以来一直在努力创建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法律，但是历史文化的影响总是有的，这里面有好的部分，也有不好的部分。
　　纵观我国法制史，直至清末大量采用移植法设有专门司法机关以外，各级地方官史也亲掌审判，在不区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的同时，以审讯代替侦查，明文允许刑讯。新中国建国后行政直接干涉司法也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我国法学界、司法界对侦查的权威界定是指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这在现行《刑事诉讼法》第82条也有所体现，当属“性质”型。但是，这一界定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影响，只注重侦查行为的性质而忽视了它的功能，这无疑于在基础上膨胀了侦查机关的权力心理，从而更注重侦查权的“权”而轻视了侦查程序在功能上保障人权的作用。我认为“任务兼性质”型的界定方式更为科学严密，即“侦查是由特定的司法机关为收集、查明、证实犯罪和查获犯罪人而依法采取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性措施。”
　　而西方国家近代以来，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使自然法则论的天赋人权说得到普遍承认，自由心证制度得以推广。同时国家与公民权利位置也变生了置换，“公民权利先于国家权利”的思想使得个人在刑事诉讼中的权力得到保障。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的本意，侦查是为了查清罪犯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已经立案的刑事案件，应当进行侦查，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公安机关较多地考虑侦查的效率价值，侦查活动的主要目标定位于收集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证明其有罪、罪重的证据，在合法地限制嫌疑人的权利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到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无论是从立法上还是从司法实践中，我们都不难看出刑事诉讼史对现行刑事诉讼特别是侦查程序的影响。这也是法所具有的地域性和民俗性的影响。我认为，法的这一属性应是侦查机关任意扩张侦查权，从而造成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冲突的根源。
　　在讨论侦查程序对嫌疑人的权利侵犯时，法学界多数是借鉴现代法制的一些作法，从司法活动缺乏实质上的独立性以及司法行政化、行政司法化来考虑。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司法机关没有充足的司法资源、人事上受制于权力和行政机关，破坏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司法性。他们一般将司法机关限定为法院，认为法院做为现代法律制度的中立机构，应具有独立和专横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法院与被告、控诉人共同构成三方构建模式，才是合理的。他们强调“行政是国家利益的代表，司法则是权利的庇护者”，并由此认定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太多的社会责任，行政的司法化有扩张之嫌。我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恰恰忽视了现代法制的核心思想即法的地域性，忽视了国家性质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的作用。
　　第一，做为司法机关的法院，在西方国家是保护资产阶段的利益，其判决必然为少数资产阶段的所谓“自由人权”服务，而我们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保护的是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司法机关也必然与行政机关一样为这一宗旨服务，受代表全国人民利益的权力机构领导。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司法资源的配置上的矛盾可以通过国家财政计划化解，不能成为司法人员不依照法律判断的借口，行政机关也应该严格依法开展工作，但是这都不能说明我国的司法机关没有独立审判权。
　　第二，从体制的角度来看，赋予某一机构新的权力也必然造成新的不平衡，甚至会使其权力膨胀、扩张，形成特权阶层，不宜监控，这与我国的国家性质是不配备的，对营造稳定的社会环境，全面发展经济也是不利的。行政机关对审判的滥加干涉，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的刑讯逼供、逾期羁押等，以及法官任意实行自由裁量权，都与其实施权利时缺乏实质性的监督不无关系。从这一点出发，西方国家广泛实行的律师监督及媒介监督有可借鉴之处。其次，司法机关负有“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并不代表其司法行政化，因为从心理过程来看，人们总是先产生一定的目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寻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和方法。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法律的实质是要保障绝大从数人的利益，只有从这一点出发才能客观公正地看待问题，辩析事情，从根本上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利，其所担负的任务与其中立的地位并不矛盾。
　　第三，行政司法化不是中国特有的，美国的一位警察局局长就曾骄傲地说：他们是一些“万事通”，不能仅仅因为它违反了所谓的现代法治原则就彻底地否定它存在的价值。如果没有存在的必要，它也不会延续这许多年了。变革的结果是不如以前，坚决不能变；如果变革的结果是没有大多进步不如不变。假如真如他们所说，法院只是机械地依照刑事诉讼程序审查，侦查机关也只是机械地执行法院的判决，法律的实体的价值将不能限好地实现。必竟程序法的目的是更好地实现实体法的法律价值，所以我们需要地是加以必要的限制而并非要颠倒主次、非本未倒置。
　　我们在解决这一矛盾时不应生搬硬套西方的现代法治原则。所谓现代法治原则归根到底是以西方国家为主加以规范的，只有在认真比较中西的异同，特别是实质性的区别以后有甄选的借鉴之，才能够真正找到解决矛盾的途径。
　　三、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根据以上对侦查权的扩张与嫌疑人的合法权利的根源的分析，我认为限制侦查权扩张、保护嫌疑人合法权利宜从完善现有法律、填补法律空白、使法律基本原则得以落实出发，而不宜急功近利、不切实际地照搬西方的作法。
　　侦查程序的基本原则是贯穿全部侦查程序，体现侦查程序的本质和基本规律，决定侦查程序的构造和基本特征，对侦查程序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行为准则。它在侦查程序中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法学界因为侦查程序是审判的准备程序而一直未给予应有的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的十七项原则中则几乎没有属于侦查程序特有的原则，适用于侦查阶段的也仅有六项。这六项原则是：法律监督的原则；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这六项原则是否真正发挥了作用尚值得商榷。
　　第一，法律监督原则在立法上存在“真空”。
　　首先，检察机关在我国虽然被定位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但这种监督是不彻底的。按照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的监督只有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两种方式，对于侦查程序中的许多违法行为，检察机关都缺乏有效的知悉途径。从司法实践来看，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保护的关键环节在于侦查的初期的实行强制措施以后一段时期内，这一阶段的法律监督空白无疑于纵容了侦查人员的急功近利心理。考虑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不可能对侦查程序进行全过程亲历监督，但是在做笔录的同时进行录音，有条件的地区进行全程录像，检察机关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时候，通过这些资料以及通过加强社会监督获取其它资料审查侦查人员的侦查行为的合法性还是可行的。
　　其次，人民检察院纠正侦查活动的违法行为的方法主要是口头提出纠正违法意见的发出书面《纠正违法通知书》，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缺陷，无论是口头还是书面意见，都没有法定的效力，接受与否，全凭被监督方的自我约束，而法律却是无能为力的。针对无论何种监督，在监督的内容、手段、程序等等方面，都应通过立法方式予以完善。要有具体的操作程序和监督的法律效力，以及不接受监督的法律后果。这样监督权才会名符其实。
　　另外，我国宪法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赋予了法律监督权。但是，因其性质所限，其具体实施法律监督的行为有很大的局限性。并且，其法律监督的落实在法律上也没有得到体现，即缺乏一定的国家强制力。
　　第二，相关法律或法律条文与未经法院判决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的原则有抵触部分。这也是司法界批评行政司法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我认为实有纠正的必要。比如我国警察法第十八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分别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履行职权。”实质上是把司法权赋予了做为行政机关的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劳动教养制度可说是我国的一个创新，但也存在着不可取之处。比如公安机关有权对那些有轻微违法行为者进行劳动教养，期限为1至3年，必要时还可延长1年等措施的严厉程序在期限上比所有附加刑和部分剥夺自由刑还长，既然“罪刑法定”，作为上位阶的刑法确立了原则，下位法相抵触的部分就应该加以纠正。
　　第三，侦查机关和嫌疑人的武装不平衡致使有权获取辩护的原则、保障诉讼参与人诉讼权利的原则无法实际落实。
　　在我国，侦查机关的侦查行为是依职权行使的，它具有国家强制力，而嫌疑人是没有该权利的，并且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包括人身自由在内的权利也会受到限制，辩护律师只有经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许可，并且经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同意，才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就是说，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这就使得嫌疑人的辩护权利软弱无力，侦查机关侦查取证的公正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同时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但是侦查人员出于的职业本能，多是侧重于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生的证据材料，而忽视证明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这样，本应属于侦查机关的举证责任，无疑转移到了毫无侦查能力的嫌疑人身上，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就需要有一个有力监督，第一条所述的法律监督是一项，诉讼参与人律师的参与也是一项。
　　1996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将法律的法律帮助提前到了侦查阶段，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是随后《刑法》第306条也增加了一项专门针对介入刑事诉讼的律师的罪名：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在司法实践中，许多侦查和起诉机关都对这一罪名作扩大解释。只要在律师介入后证人证言的内容发生变化，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而不管证人证言是由真变假还是由假变真，也不管证人证言的变化是否因律师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所致。为了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特别是在侦查程序中能够确实履行职责，有必要建立类似于全国人大代表所享有的人身自由的特别保护权机制，如律师在刑事诉讼案件终结期间，非经法院判决不被逮捕的机制。
　　第四，法定程序不够严谨，溃乏监督机制，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的原则无法得以落实。
　　正如列宁所说：“一般用什么来保证法律的实行呢？第一，对法律的实行加以监督。第二，对不执行法律的加以惩办。”我国现行法律对侦查程序的违法性后果有相应的规定，但考虑方面明显不足，如对没有犯罪事实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严重超期羁押，国家赔偿法没有赔偿的规定，责任追究也仅限于内部处理。并且在证据的采信上也仅仅局限于证据的真实上而没有采用排除非法取证原则，试问非法的程序如何能保障证据的真实性？即使是立法上确立了侦查程序违法应当承担的后果，如果没有健全的监督机制，其违法行为无从揭示，也是起不到良好的作用的，第一条和第三条中所述的法律监督机制问题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另外，仅有以上两项监督还是不够的，要使侦查机关严格执行侦查程序，尚需赋予犯罪嫌疑人一定的权利以企与侦查机关武装平等，如《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强制措施时，“应当把拘留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或者他的所在单位”，“ 公安机关对于被拘留的人，应当在拘留后的二十四小时以内进行讯问。在发现不应当拘留的时候，必须立即释放，发给释放证明。对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为犯罪嫌疑人处于弱势地位，律师在该阶段也仅限于“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即使是逮捕时也没有辩护的权利，致使诉讼武装严重失衡。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不知因何被采取强制措施，不知羁押何处，甚至被严重超期羁押也就不足为奇了。《刑事诉讼法》对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的范围作了界定，但是其中缺少比例原则精神，致使犯罪嫌疑人所受到的强制措施甚至大于其实际犯罪时应受到的处罚。
　　第六，缺乏必要的法律条文支持，密切联系群众的原则名存实亡。
　　密切联系联众是我国执政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其先进性和必要性。但是，在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上，该原则过于空洞。既是原则就应能落实到具体的条文中，司法机关执行它是其权利，不执行它也承担一定的后果义务，但是该项原则的权利义务方面都无法很好具细化，我国《刑事诉讼法》也仅在强制措施章节中有所体现。
作者：周生军　工作单位：中原油田　E-mail:mfkinfo@163.com


浙江省宁波市人民政府


宁波市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了有效防范重大安全事故的发生，严肃追究重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本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及安全防范措施上有失职、渎职行为的行政责任追究，适用本规定。
对违反本规定的责任者，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由监察机关或者有关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条 市，县（市）、区监察机关依照行政监察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政府机关和有关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实施监察。
市，县（市）、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协助监察机关做好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工作。
第四条 各级政府机关应当按照国家、省、市的有关规定，通过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等形式明确本级政府机关和下级政府机关负责人对安全生产和安全事故防范工作的责任。
本规定所称的政府机关，是指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以及其他依法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的组织。
第五条 各级政府机关的正职负责人是主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第一责任人，对主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负领导责任。
各级政府机关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负责人是职责范围内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人，对分管范围内的安全生产工作承担行政责任；各级政府机关分管其他工作的负责人对其分管工作涉及的安全生产工作承担行政责任。
有关行业或者企业的行政主管部门的负责人按照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对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和有关制度的规定对其主管的行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承担行政责任。
第六条 各级政府机关负责人对下列重大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依照法律、法规和本规定的规定有失职、渎职情形或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玩忽职守罪或者其他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重大火灾事故；
（二）重大交通安全事故；
（三）工矿生产重大安全事故；
（四）民用爆炸物品和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事故；
（五）重大建筑质量安全事故；
（六）商贸经营服务和旅游场所重大安全事故；
（七）渔业生产重大安全事故；
（八）农业机械重大安全事故；
（九）大活动重大安全事故；
（十）其他重大安全事故。
第七条 重大安全事故的具体标准，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行下列职责:
（一）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建立健全地方性安全生产工作制度，重视和加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建设；
（二）实行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责任制，明确各级政府负责人和有关工作人员的责任，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并作为考核有关政府负责人政绩的重要内容；
（三）制定本地区重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处理预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四）建立重大安全事故隐患举报、处理、监控制度，督促和组织有关部门对各类重大安全事故的隐患进行排查；发现重大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责令排除或者整改；
（五）组织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对本地区容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单位、场所和设备、设施，进行严格管理和重点检查；
（六）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有关负责人应当立即赶赴现场组织抢救和善后处理工作，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向上一级政府报告，并组织调查处理事故。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宁波大榭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市人民政府的要求，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第九条 政府有关部门和单位在职责范围内，应当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安全监督管理，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政策法规，研究、部署防范重大安全事故的工作，定期组织安全监督检查；
　　（二）及时采取措施消除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对超出其职责范围的，应当立即向同级政府报告；情况紧急的，可以依法立即采取责令暂时停产或者停业等紧急措施，同时向同级政府报告；
　　（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按照有关规定组织调查组对事故进行调查。
第十条 依法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实施行政许可的政府机关，必须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查；对不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作出行政许可决定。
有关政府机关必须对已经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单位和个人实施严格的监督检查；发现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必须依法撤销原行政许可，并给予行政处罚。
对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擅自从事有关安全生产活动的，负责行政许可的政府机关发现或者接到举报后，应当立即予以查处，并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政府机关报告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和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有权向上级政府机关举报下级政府机关不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
接到报告或者举报的政府机关，应当立即组织对安全事故隐患进行查处，或者对举报的不履行、不按照规定履行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第十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有关地方人民政府依法应当履行职责而未履行，或者未按规定的职责和程序履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政府负责人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履行职责，对重大安全事故隐患检查、督促、整改不力的；
（二）组织群众性重大活动时计划不周密，安全事故防范措施不落实，对可能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重大活动没有制定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处理预案的；
（三）未按规定建立安全事故应急救援体系或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不到事故现场组织指挥救助、不采取有效措施，导致事故扩大，给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的；
（四）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后，不按规定的程序和时间及时上报或者瞒报、谎报事故的；
（五）对重大安全事故的调查不积极配合、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设置障碍、干扰事故调查的；
（六）阻扰、干涉对重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
第十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事故发生地有关政府机关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情节轻重，对政府机关负责人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发现的、上级批办的或者下级报告的重大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有效措施督促整改的；
（二）不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安全条件和程序对涉及安全生产事项实施行政许可的；
（三）对发现或者举报的未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通过验收而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依法予以取缔或者处理的；
（四）对依法取得行政许可的单位和个人不履行监督管理职责，发现其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而不撤销原许可，或者发现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而不予查处的；
（五）对重大安全事故的调查不积极配合，提供虚假情况或者设置障碍、干扰事故调查的；
（六）阻扰、干涉对重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的。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追究有关政府机关分管副职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一）对分管的安全生产工作不能或者没有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行之有效的意见和建议，且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
（二）对分管工作中的安全事故隐患不反映、不整治，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或者未及时组织安全事故隐患整改，而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三）分管范围内企（事）业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责任主体不落实，且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
（四）安全事故发生后，不积极组织抢救或者抢救不力，而造成伤亡或者损失扩大的。
第十五条 各级政府机关正职负责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当对其追究行政责任：
（一）对分管副职负责人的正确意见和建议，不予采纳、不及时研究，安全事故隐患长期得不到解决和整治，造成重大安全事故的；
（二）妨碍分管副职负责人和有关部门对安全事故进行调查处理或者作出处理决定的。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按照本规定从轻处分：
（一）日常管理中，认真贯彻执行安全生产工作有关法律、法规，落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制，非因个人主观原因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二）特大、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立即赶到现场，迅速组织救援，降低事故损失，并按照省、市规定的程序和时限立即上报，不隐瞒、不谎报、不拖延报告，积极配合事故调查。
第十七条 重大安全事故发生后，应当成立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牵头，监察机关、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参加的事故调查组，对事故原因进行全面调查，认定事故性质，确定事故责任。对涉及行政责任追究的，事故调查组应当提出行政责任追究的建议。
事故调查工作应当自案件立案之日起60日内办理完毕，并由调查组提出调查报告和处理意见；情况复杂而不能按时完成的，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同意，可延长至90日；情况特别复杂需进一步延长期限的，经上一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可延长至180日。
第十八条 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按照行政监察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实施，其中：
（一）对市本级政府机关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宁波大榭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宁波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东钱湖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的行政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由市监察机关按事故调查组建议实施责任追究；
（二）对各县（市）、区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镇（乡）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由各县（市）、区监察机关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事故调查组建议实施责任追究；
（三）上级监察机关认为确有必要的，可以直接办理下级监察机关管辖范围内的安全生产事故行政责任追究案件。
第十九条 根据事故调查报告，需要追究安全事故行政责任的，市，县（市）、区监察机关或者有关行政机关应当自接到事故调查报告之日起60日内作出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处分决定；事故情况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90日。
第二十条 政府机关负责人及其他工作人员对重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复查、复核。
第二十一条 安全生产行业监督管理部门和综合监督管理部门不依法履行职责，对责任范围内或本行政区域内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失职，导致重大安全事故频发的，根据情节轻重，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人和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直至撤职的行政处分。
安全事故调查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导致事故调查报告出现重大错误的，按照行政监察法律、法规和干部管理权限的规定给以行政处分。
第二十二条 本市发生特大安全事故的行政责任追究，按照《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国务院令第302号）予以处理。
对特大、重大安全事故以外的其他安全事故的防范、发生负有责任的政府机关有关工作人员，按照国家、省和本市的有关规定追究行政责任。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2005年7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