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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

时间:2024-07-12 11:26:42 来源: 法律资料网 作者:法律资料网 阅读: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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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

黑龙江省伊春市人大常委会


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规定

(2001年10月31日伊春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2006年2 月13 日伊春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 2007年8月10日伊春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改审议)


第一条 为规范和保证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人大常委会)依法行使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和《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的规定》、《黑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每年选择若干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和群众切身利益、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有计划地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

第三条 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围绕全市工作大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依照宪法法律和《伊春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进行。

第四条 下列事项应当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并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一)为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全国和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及市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的遵守和执行所采取的重大措施;

(二)推进依法治市,构建和谐伊春,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重大决策和部署;

(三)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部分变更;

(四)市本级财政预算的调整及本级财政决算的批复情况;

(五)全市生态建设和城区建设总体规划;

(六)确定全市性节日、纪念日和涉及城市形象的标志物;

(七)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审查,撤销下一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决议、决定;

(八)撤销市人民政府的不适当的规章、决定和命令;

(九)授予或撤销市特等劳动模范等地方荣誉称号;

(十)根据中共伊春市委的提议,须由市人大常委会依法作出相应决定的事项;

(十一)市人民代表大会授权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的重大事项;

(十二)法律、法规规定应当由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五条 下列事项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听取意见和建议,必要时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

(一)贯彻执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开展重要的执法检查情况;

(二)执行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决议、决定的情况;

(三)全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重大调整和变更;

(四)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的重大措施;

(五)涉及农业、农村、农民工作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

(六)产业结构调整的重大措施,发展替代产业、接续产业情况;

(七)贯彻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土地管理、环境和资源保护的重大决策以及市级以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生态示范区的总体规划和保护情况;

(八)上半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九)预算收支平衡、重点支出的安排和资金到位、预算超收收入的安排使用、部门预算制度建立和执行、向下级财政转移支付、上级财政补助资金的安排使用、市本级非税收入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十)市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

(十一)对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资源保护有重要影响的重大项目或者以市财政性资金投资为主的公益性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立项及建设情况;

(十二)社会保障、公共卫生、公益事业、就业和再就业以及其他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

(十三)重大突发性事件、重特大事故和重特大自然灾害及其处理情况;

(十四)同国内外城市建立友好关系情况;

(十五)市人民政府及所属工作部门执法、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市人民检察院司法及其廉政建设的重要情况;

(十六)重大司法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

(十七)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措施和危害严重、影响重大的案件的调查、处理情况;

(十八)撤职案的审议和决定,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或者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重大违法违纪案件及处理情况;

(十九)市人大常委会交办的市人民代表大会议案和市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批评、意见以及市人大代表或者公民就重大案件提出的控告和申诉的办理情况;

(二十)全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工作的有关事项;

(二十一)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报告的其他重大事项。

第六条 下列事项按照审批权限报请批准的同时抄报市人大常委会:

(一)市人民政府机构改革方案;

(二)市人民政府组成部门、派出机构的设置和变更的实施方案;

(三)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机构的设置和变更的实施方案;

(四)本市乡(镇)级以上行政区划的调整、变更的实施方案;

(五)市人大常委会认为需要向常委会备案的其他事项。

第七条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5人以上联名可以提出要求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有关重大事项的议案。

第八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重大事项,经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确定,可以采取口头报告或者书面报告的形式。

重大事项的议案或者报告应当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召开20日前报送市人大常委会。特殊情况经主任会议同意的除外。

第九条 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重大事项时,议案或者报告的提出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第十条 对依照本规定讨论决定或者报告的重大事项,市人大常委会自收到议案或者报告之日起,一般应当在2个月内审议,并做出决议、决定。遇有特殊情况,可以临时召开常委会会议审议,并作出决议、决定。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就重大事项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或者责成有关部门就重大事项进行调查。市人大常委会根据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或者有关部门的报告,做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就重大事项举行听证会。

第十一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作出的决议、决定,有关机关必须认真办理,并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执行情况。

第十二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不需要做出决议、决定的重大事项,以《审议意见》的方式交有关国家机关办理。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应当在闭会后5个工作日内将《审议意见》通知有关国家机关。有关国家机关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办理结果。

第十三条 市人民政府、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在执行市人大常委会关于重大事项决议、决定过程中,认为需要变更决议、决定的,应当报请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

第十四条 依照本规定应当由市人大常委会作出决议、决定的事项,有关国家机关不得擅自做出决定。凡擅自做出决定的,由市人大常委会责令其纠正或者依法予以撤销。

第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应当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而未报告的重大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应当责令有关国家机关限期报告。对于重大事项报告不实,或者在答复询问和接受特定问题调查中弄虚作假、隐瞒实情的,对于负有直接责任的有关国家机关负责人和其他责任人,市人大常委会可以依法追究其责任。

第十六条 市人大常委会对重大事项的审议情况,在会议结束后的5个工作日内,向本级人大代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对决议、决定的贯彻执行情况,应当加强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通过之日起施行。



关于简化改换中国旗船舶签发ISM证书工作程序的通知

交通部海事局


关于简化改换中国旗船舶签发ISM证书工作程序的通知

各直属海事局,长江、黑龙江海事局,中国船级社:
为尽量避免船舶在改换中国旗过程中由于办理ISM有关证书影响船舶的正常营运,本着方便并服务于船公司的目的,现对改换中国旗船舶签发ISM有关证书的工作做出如下特别安排:
一、船舶在改换中国旗之前,已持有中国船级社(CCS)作为原船旗国主管机关认可的机构签发的DOC和SMC的,船公司在提交以下材料并得到验证后,审核发证机构直接签发临时DOC:
1、公司要求签发临时DOC的申请;
2、现持有由中国船级社代表船旗国主管机关签发的DOC和SMC副本或复印件;
3、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清单;
4、船舶拟改换中国旗后的船名、船公司名称及船舶概况;
5、审核发证机构认为必要的其它证明材料。
上述材料由船公司向当地海事局提交,并转由片区海事局报送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
签发给公司的临时DOC交由船舶拟办理船舶登记手续的船籍港海事局保存。
船舶在完成登记手续取得中国籍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国籍证书)时,由船籍港海事局在审查并确认临时DOC与船舶国籍证书所载有关船公司的情况一致后,将临时DOC发给船公司,同时传真报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
中国船级社应当直接向船舶签发临时SMC。
按照本规定取得临时DOC的船公司,应当在完成船舶换旗手续后45天内提交初次审核的申请。未在45天内提交初次审核申请的,主管机关将收回临时DOC。
二、船舶在改换中国旗之前,已持有原船旗国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机构签发的DOC和SMC的,船公司在提交以下材料并得到验证后,审核发证机构可在船舶换旗之前安排临时审核,并对符合有关要求的签发临时DOC:
1、公司要求签发临时DOC的申请;
2、现持有由船旗国主管机关或其认可的机构签发的DOC和SMC副本或复印件;
3、船舶拟改换中国旗后的船名、船公司名称及船舶概况;
4、审核发证机构认为必要的其它证明材料;
5、主管机关关于公司临时审核和发证所规定的有关材料。
上述材料由船公司向当地海事局提交,并转由片区海事局报送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
签发给公司的临时DOC交由船舶拟办理船舶登记手续的船籍港海事局保存。
船舶在完成登记手续取得中国籍船舶国籍证书(或临时国籍证书)时,由船籍港海事局在审查并确认临时DOC与船舶国籍证书所载有关船公司的情况一致后,将临时DOC发给船公司,同时传真报交通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审核中心。
原SMC由船旗国政府或国际船级社协会(IACS)成员船级社作为其认可的机构签发的,中国船级社可直接向船舶签发临时SMC。
交通部海事局
二○○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朱苏力 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于中国法学教育这一话题的研究,一方面,题目必须足够大(宽泛),才会与较多人有关,并因此感兴趣;但另一方面,问题又必须足够小(具体),才可能言之有物。
我选择了一个比较大的话题,从宏观层面说说自己的看法,有关当下中国法学教育的两项重要任务。完成任务必须通过个体的努力,但又不是哪个人,哪个学校可以独自完成的,必须靠各个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对从事法学教育的人来说,具体的工作当然非常重要,但身处中国当代,法学教育者还要有一种更开阔的眼光,要大气,把法学教育同当代中国,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和平崛起联系在一起。这是使命感,也是忧患意识。
培养更多合格的法律人
法学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要针对中国的社会发展需求,培养更多的合格的法律人。这首先有个合格的标准问题。中国现当代法学,总体看来,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相关的各种标准也基本是西方的;但经过100年特别是三十多年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我们应当逐步形成一些中国标准。
由于中国的国情,社会发展对法律人的需求是多样的。从功能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视角来看,至少在今天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法律人不可能统一规格。这少说也应包括两大块,一是中国市场经济和发达地区日益全球化的法律实务需求,即所谓的高水平复合型国际化的人才。但另一方面,还有中国基层社会、农村社区的纠纷解决需求,包括那些在雪域高原和崇山峻岭中跋涉的马背上的法官。在那里,不仅需要更多的献身精神,也还需要前一类法律人无法拥有的特殊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而目前中国的法学教育,一方面造成了法律毕业生在东部地区相对过剩,而另一方面,许多西部地区都出现了法律人才的严重短缺,甚至法官出现了断层。如果中国,而不是北京、上海甚或中国东部,要建成法治,我们就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培养包括中国社会基层需要并能消费得起的法律人。这个任务不是哪一个法学院能够完成的,需要所有的法学院的共同努力,分工配合。
中国近现代以来,甚至直到今天,最重要、最核心的社会法律问题从来不是纯法条、法律、法理甚或法治的问题;真正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法律人固然必须坚持法律,同时也要超越法律。中国法学院要培养合格和优秀的法律人,那么在侧重法律和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必须把法律教育同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应当引导学生更多了解和真切感受我们面对的这个具体社会,更多了解中国和世界,更多了解经济、政治和社会,不仅要在法律层面,技能层面,微观层面和知识层面,而且要在中国和世界层面,经济政治层面,宏观层面和判断层面;不仅要理解,能说,而且要能做事,会做事,做成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
法学教育还一定要注重学生的人格培养,包括对于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即使在今天,仍然需要对事业和民族的忠诚,需要献身精神,而不仅仅是知识和技能——想想那些在青藏高原跋涉的法官,想想在人民法庭为民众排忧解难的法官!
基于法治实践的经验
另一项重要任务,同样需要所有法学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就是必须在学术智识上建立中国法治实践的正当性:即基于中国法治实践的经验,面对中国问题,对中国的法律制度、法治经验和做法予以具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系统阐述,使得其成为中国当代文化、中国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既是法学的地方性知识特点决定的,同时也应当成为中国法学的智识追求。这完全不是想排斥外来经验,问题是总不能再过几十年我们说起什么来,还只是“马伯利诉麦迪逊”,还只是《德国民法典》,还只是霍姆斯、波斯纳、丹宁勋爵。这些外国的制度、法典或法律人是伟大,为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法学研究和教育提供了某种参照,某种经验,甚至分析理解的基本素材,具有重大意义和影响。但中国法治的历史已经表明其自身既不是,也不应当只是这些制度、法典的重复或拷贝,不是这些伟大的法律人可能规定的。不管你个人喜欢不喜欢“中国特色”这个定语,中国事实上一直走的就是这样一条路;即使还有再多的问题,其成就也令世人惊叹。
今天中国法学教育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法学教育者如何看和处理这些“中国特色”,能否以及如何通过我们的努力将之转化为学术。我们既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经验独特就简单接受,为之辩解,那不会是学术,相反有投机的嫌疑;但另一方面,同样,甚至更需要警惕的是,不能因为中国某些实践经验独特就一定不伦不类,就一定可疑,就应当批评指责。我们不能再重复“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那类荒唐了,永远只是用美国、德国、法国或日本法学教科书的尺子来衡量、批评和指责中国法治的现实。那既不利于解放思想,也不利于活跃学术。一个只相信外来书本概念,不相信自己生活经验的人很难说真有思想。
但这种情况在当下中国还有点普遍,不仅在法学研究中,而且在法学教育中。这种教育的结果很可能导致我们的毕业生只会比较异同、挑刺和批判,不会做事,不想做事,做不成事。若长此以往,不仅我们自己,而且学生都可能变成某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的奴隶。这会非常危险,不仅对法学教育和研究,更可能对中国的法治、政治、社会和国际政治,不利于中国的稳定发展,不利于中国作为大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的软实力的增长。
认真总结中国的法律实践
中国法学教育界有责任认真总结中国,特别是当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提炼出其中隐含的制度性智慧和经验;不为标榜中国特色,只为了让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的经验和教训,经由我们的思考,最终成为可供人类分享参考的知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辈没有机会、条件和能力做这类工作,但我们不做,现在不启动,就说不过去了。即使我们做得不太好,也要开这个头。目的只是让自己,也让学生,看到我们的生活中有思想理论的资源,由此获得一种基于中国的立场,一种直面中国的视角和态度,看到在学术理论层面理解和发现中国的可能,对中国和中国经验有自信,对中国学术有自信。
中国要成为有广泛影响的文明大国,其影响力不可能仅仅靠经济,也不能仅仅吃祖宗饭,天天讲一些孔孟老庄,或是加上李安、张艺谋或章子怡。看看当代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大国,不都是甚至都不是文明古国,其影响力主要也不来自它的传统文化或娱乐文化。如果这一点还有什么启示的话,那就是说,除了其他,文明大国必须对当代政治、法律和国际政治有其影响力,要有制度的影响力,要有学术思想文化的影响力。如果中国法学界法学教育界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很难肩负这一已经开始的历史使命。
上面的话可能会强化苏力“很保守”这样的印象。说实话,我不在乎。这不仅因为从总体上看,保守是法律制度形成和完善的必要条件——想想遵循先例;最重要的是,我只想说和做我认为应当做的事,开放或保守不应当是法律人思考和表达其思考时的考量,除非他想迎合什么;而无论想迎合什么,包括迎合民众,迎合时代潮流,隐含的都是一种学术不诚实,甚至某种狡诈。
我在此同法学教育的各位同仁分享自己对当代中国法学教育的一些思考;无论是错了,还是大而无当,我都把它投入到这个思想市场中,不害怕淘汰,甚至希望它尽早被淘汰,只要能推动中国的法学教育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