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剥夺资格权的问题

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 陈宣卿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将近一年，许多法学学者对终身剥夺造成交通事故逃逸者驾驶资格这一新措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我是一个刚上大学的法学院学生，在这里我只是谈谈我个人很浅显的观点。


关键字： 资格 资格刑 禁止从业 交通肇事 交通逃逸

资格有两种意思：一、为获得某一特殊权利而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二、从事某种活动时间长短所形成的身分。在这里我们就是说前一种。要在道路上驾驶车辆，我们就必须具备驾驶车辆的先决条件，驾驶的资格。而这一先决条件在全世界都是一样，那就是我们要有自己合法的驾驶证。我国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规定，驾驶机动车，应当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应当符合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驾驶许可条件；经考试合格后，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发给相应类别的机动车驾驶证。
资格刑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它包括了某一刑种的共性，这类的刑罚方法是以剥夺犯罪人的一定权利或资格为内容的。资格刑，是指剥夺犯罪人享有或行使一定权利或资格的刑罚的总称。
在《资格刑研究》a 中关于资格刑立法是这样说的：“一般认为，对从事特种职业者，如医生、律师、司机等在职业上之犯罪，剥夺继续其职业资格，可以避免在职业上再犯同类之犯罪。”
可以看出，剥夺资格一定程度就是禁止从业。禁止从业，是禁止行为人从事某种职业的权利，它一般是指禁止从事与所实施的犯罪有紧密联系的职业。各国的法律都有相关的规定。《法国刑法典》b 中这样规定，如所从事的职业性或社会性活动提供的方便条件被故意利用来准备或实施犯罪，禁止从事此种职业或社会活动，最长时间为5年。瑞士的刑法典c 规定了禁止执业或禁止经商，即在从事经官方许可的职业、行业或商贸活动中实施被科处3个月以上自由刑的重罪或轻罪，且仍存在继续滥用职业、行为或商贸活动。《意大利刑法典》d 规定，一切针对滥用权力，违反与某一公共职能、公共服务等有关的义务，非法从事某一职业、技艺、生产、贸易或行为或者违反有关职责义务而实施的犯罪的处罚，都意味着暂时褫夺公职或者暂时禁止从事某一职业、技艺生产、贸易或行业。
我在这里讲的是剥夺一些司机驾驶车辆的权利。包括禁止驾驶，吊销驾驶执照或禁止颁发驾驶证。
随着我们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个人拥有一辆甚至几辆车都是司空见惯的事。个人参与交通的机会很多很多，于是，利用交通工具来实施犯罪或发生在交通工具运输过程中的犯罪时有出现。而禁止驾驶或吊销驾驶执照，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能预防这类犯罪的。因此，许多国家和地区越来越认识到禁止驾驶对于预防这类犯罪的重要性，并在其刑法中规定了相应的法律 e 。
德国刑法 f 规定，犯罪发生于驾驶机动车时，或与之有关或由于违反驾驶员的义务，而使被判处自由刑或罚金的，法院可禁止其在街道驾驶一切或特定种类的机动车。期限为1个月以上3个月以下。在依第315条c条一款第一项a、第三款情况下依第69条吊销驾驶执照的通常可命令禁止驾驶。法国刑法 g 规定，处监禁之轻罪，得宣告下列或数项剥夺权利或限制权利之刑罚：（1）吊销驾驶执照最长时间为5年；吊销驾驶执照得依最高行政法院提出资政意见后颁布的法令的方式，仅限于从事职业活动之外的驾驶车辆；
（2）禁止驾驶特定的车辆，最长时间为5年；
（3）吊销驾驶执照，并且最长为5年时间禁止申请颁发新执照。
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法国刑法的吊销驾驶执照只是限与在从事职业活动之外的驾驶车辆。而如何确定这种限制事项，则由法院的法令来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h ，饮酒后驾车的，处暂扣驾驶证及罚金，而醉酒驾车的除暂扣驾驶证及罚金外还要拘留。一年内有醉酒驾车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行为人有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暂扣的人驾驶及机动车行驶超过规定时速百分之五十情节之一的，处罚金并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并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我国的《刑法》中关于交通肇事罪 i 是这样规定的，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有期徒刑。
《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j 第二条第二款中这样规定，交通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并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
（一） 酒后、吸毒后驾驶机动车的；
（二） 无驾驶资格驾驶机动车的；
（三） 明知是安全装置不全或者安全机件失灵的车辆而驾驶的；
（四） 明知是无牌照或者已报废的机动车辆而驾驶的；
（五） 严重超载驾驶的；
（六） 为逃避法律追究逃离事故现场的。
第七条，单位主管人员、机动车辆所有人或者机动车辆承包人指使、强令他人违章驾驶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具有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以交通肇事定罪处罚。
第三条，“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是指行为人具有本解释第二条第一款 k 规定和第二款第（一）至（五）项规定的情形之一，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第四条，交通肇事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
（一） 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伤五人以上，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的；
（二） 死亡六人以上，负事故同等责任的；
（三） 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能力赔偿数额在六十万元以上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发生交通事故后当事人逃逸的，逃逸的当事人承担全部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责任。当事人故意破坏、伪造现场、毁灭证据的，承担全部责任。
在现实生活中，为什么老是存在着司机肇事后逃逸的情况呢？
我认为原因有很多。在观念中，有驾驶执照的人就一定是懂交通安全法的，因为公安交通部门颁发执照之前要给他们理论考的。但是，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很多人考执照，往往会轻视理论考，想尽办法来规避它。于是就有了一些车技还行，但对交通安全法知之甚少的人，在发生交通肇事后逃逸的情况；还有，司机在开车过程中精神是高度集中的，但是有些无法避免的事故发生后，让他们很难从驾车中“醒”过来，发生事故后，他们往往很慌乱，这也是有逃逸情况的一些原因；当然，确实也存在一些存有侥幸心理的司机，发生事故一逃了之；还有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交通事故发生后，对方当事人（受害一方）或者是对方当事人家属往往会不理智对待肇事司机，他们也知道打肇事司机没有什么好处，但就是想发泄一下心中的怨气。在现实中肇事司机被一群人拿棒，拿锄打的情况很多。我们虽然能体会受害一方，身体、车辆等受损甚至失去家人带来的伤害，但是失去的东西已经失去，逝者也已矣。这时应该心平气和的谈，才能给受害方最大的利益补偿。而且，在我国，死人后，人们往往会同情失去亲人的一方。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工作者通常也是如此。刑法中有保护公民生命、财产的条款，《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有减轻当事人责任的条款 l ，可这时有与没有又什么区别呢？这样，肇事司机的权利就得不到保障了。有些肇事司机并不是不明白逃逸的严重后果，但是还是先逃了再说。因此，肇事逃逸现象就多了。
我认为为了保证双方的共同利益，可以让司机在肇事后先用通讯手段报案，然后自己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暂时地躲避一下（当然，这一切随时都要与管理部门通报）。很多人会说，这样的话。一个交通事故的办案成本会提高很多，也不便操作。但是，不要忘了，交通逃逸后，又要查事故，又要找人，也是成本很高的，而且成效也不会很高还不能保证肇事司机的权利，及时地给受害人赔偿和结案。说到操作，肇事一方报案，管理部门马上要进行详细的记录，派出事故处理人员勘察现场、处理问题、恢复交通，一方面稳定受害方的情绪，一方面让肇事者与管理人员见面，进行登记。这时肇事者就不能离开了，要等完成各项责任后才能离开。我们可以设定在事故处理人员到达现场后多少时间肇事司机必须到达现场。这样，交通受害者的赔偿问题能在比较平稳的气氛中解决，这样的气氛也是可以提高效率的，而肇事司机的权利也是没有受到侵犯。
关于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效果问题。我认为这种资格刑也是存在弊端的。我们不难知道，在我国，对于以开车、运输等为职业的人来说，禁止驾驶就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路；但是对那些对交通工具依赖性很低的人来说，禁止驾驶对他们的生活、工作影响不大，无关痛痒。在国外，特别是在很多的发达国家，人们对交通工具的依赖性是很强的，禁止驾驶起到的预防犯罪作用确实是很大的。有研究表明，在对交通犯罪上，处以短期的自由刑的威慑力没有禁止驾驶的威慑力大。有些犯罪能得以实施，是行为人有这种实施一些行为和从事某种职业的资格。剥夺这些犯罪人这些资格，在一定程度上对实现刑罚的目的有好处。不过，我们要注意，剥夺的一定要是犯罪人从事犯罪所利用职业的资格。在对交通肇事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终身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问题上我们一方面要使它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使它用与合适的人群；另一方面要使它的弊端最小化。

注释:

a. 吴平著
b.《法国刑法典》第131-6条
c. 瑞士1996年修订的刑法典，其第54条
d.《意大利刑法典》第31条
e.1991年生效的《德国刑法典》规定了作为附加刑的“禁止驾驶”（44条）；作为保安处分措施的“吊销驾驶执照”（61，69条），“禁止授予驾驶执照”（69a）和“禁止从事特定之职业”（61，70—70b）
f. 意大利现行的1931年7月1日生效的刑法和我国澳门特区的刑法也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g.德国刑法第44条第一款
“行政诉讼”不应介入公司内部管理纠纷事务

王政律师

最近，我国江苏省某县市一汽车运输公司（以下称“A市运输公司”）职工给我们寄送了一份“不服强行干预改制行为”的行政判决书。看了该行政判决书，我们发现了以下事实情况：1、该行政诉讼案的原告为A市运输公司，被告为原告所在地的交通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称“A市交通局”）。2、原告起诉被告的原因和理由是：被告为原告的行政主管部门，就A市运输公司改制，A市人民政府曾成立临时的改制小组，被告是临时改制小组的组成单位之一。原告认为，被告在2000年12月份和2001年3月份主持召开了原告公司关于改制的股东大会，在会议的召开、主持和议题等方面，被告违反了《公司法》的相关规定，侵犯了原告企业经营自主权，影响了选举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公正性。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被告主持原告改制的行为违法及其主持下所形成的相关公司改制决议无效。3、被告对原告的诉讼请求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没有任何异议。4、A市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一、确认被告A市交通局主持原告A市运输公司企业改制的行为违法；二、确认被告主持原告的两次企业改制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无效。在经过对此行政案件进行仔细分析后，我们不难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行政诉讼” 被滥用的案件。作为法律专业人员，我们认为，该案的审理和判决至少存在如下一些法律方面的重大缺陷：

一、本案行政诉讼的标的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依据该条规定，行政诉讼的诉讼标的应是“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若从法律角度进行理解，这里的具体行政行为只能是违法的或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所谓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针对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作出的影响对方权益的具体决定或者措施违反了实体法或者程序法的规定；所谓不适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指虽然合法但明显不公正的具体行政行为。本案A市交通局作为A市运输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主持召开原告A市运输公司关于改制的股东大会的行为属于一种行政指导行为，这种指导是依据国家关于公司或企业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和地方政府制定的企业改制政策进行的，A市交通局没有发布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或采取必要的行政强制措施，就其指导下属企业改制行为而言，不具有行政执法方面的强制拘束力和执行力，也谈不上行政违法性和不当性。对A市交通局的不当干预，A市运输公司完全可以不予理睬，对企业内部的管理问题和利益冲突，可以通过公司内部的股东会或董事会等公司权力运作机构或通过股东诉讼的方式予以解决。即A市交通局指导或介入企业改制的行为不符合具体行政行为的构成要件，不应具备行政诉讼法上的可诉性。

二、本案诉讼参加人不符合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条件
本案参加行政诉讼的当事人A市运输公司和A市交通局不符合行政诉讼当事人的法定条件。
（一）本案A市运输公司不具备行政诉讼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其诉称A市交通局侵害其公司经营自主权的理由明显不能成立。因为：1、A市交通局主持召开改制企业股东会，通过资产出售行为使企业股权结构发生变动，通过改制企业股东会选举产生新的公司管理机构，这一企业改制行为可能会触动企业原控股股东或原企业管理层的利益，并且同时也会得到原企业部分股东（甚至是大部分股东）的拥护，否则，企业改制的股东会决议也不会通过。2、在A市运输公司完成改制前，A市运输公司仍旧由企业原领导班子或部分股东负责管理，单就企业改制行为而言，A市运输公司无权代表所有股东的利益，A市交通局主持下的企业改制充其量只是侵害部分股东或原管理者们的利益，不可能侵害全体股东或改制企业的整体利益。3、A市运输公司不是案件所涉及改制行为所通过的决议或法律文件的当事人，若允许其以原告身份提起诉讼，必然会造成公司部分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假借公司之名滥用诉权。4、如果本案其他诉讼条件成立，有权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的只能是利益受到损害的A市运输公司部分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而不可能是改制公司本身。
（二）A市交通局不具备本案行政诉讼被告的主体资格。A市运输公司改制是在A市人民政府成立的临时改制小组领导下进行的，A市交通局只是具体落实行业内改制行为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之一。如果说存在对企业改制进行不当行政干预的事实，应当是A市人民政府在实施不当干预，而不是A市交通局。通过判决书中所涉及的A市交通局所参与A市运输公司改制的一些行为，我们无法得出其具备行政诉讼被告主体资格的结论。

三、本案个别人员明显是在故意曲解“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基本含义。
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之相关规定，行政机关侵害“自主经营权”的行为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利益受损害的人员或单位是可以针对侵害“自主经营权”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但是稍微有点企业工作常识的人都会明白，经营自主权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依法享有的按照自己的意愿调配和使用自己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独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的权利。A市运输公司属于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按照我国《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的规定，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享有以下10项经营自主权：1、对其全部财产进行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拒绝任何形式的平调的权利；2、自主安排生产、经营、服务活动的权利；3、确定产品价格、劳务价格的权利；4、依照国家规定与外商谈判签订合同，提取和使用有关外汇收入的权利；5、依照国家信贷政策向银行申办贷款的权利；6、依照国家规定确定适合本企业情况的经济责任制形式、工资形式和奖金、分工办法的权利；7、享受国家政策规定的各种优惠待遇的权利；8、吸收职工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个人集资入股，与其他企业、事业单位联营，向其他企业、事业单位投资、持有其他企业股份的权利；9、按照国家规定决定本企业内部机构设置、劳动组织形式和用工办法，以及录用和辞退员工的权利；10、依法对职工进行奖惩的权利。通过判决书中所涉及到的A市交通局参与A市运输公司改制的一些行为事实，我们会很容易发现：A市交通局参与或介入A市运输公司改制的行为与集体所有制企业10项经营自主权没有任何的关联，法院判决A市交通局侵害A市运输公司自主经营权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四、本案法院审理和判决明显超越了行政诉讼所应当审理和判决的范围和对象
本案行政判决内容直接涉及到“确认A市交通局（被告）主持A市运输公司（原告）的两次企业改制会议所形成的决议无效”等内容，此判决结论显然是超出了行政诉讼所应审理的对象和范围。从诉讼法角度讲，行政诉讼所审理的对象只能是政府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不可能涉及公司内部的改制事项、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如果以个别股东或公司管理层所控制的公司名义对行政机关提起行政诉讼，然后法院在行政判决中确认政府组织协调下所形成的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法律文件无效，毋庸质疑，这样的通过行政判决确认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无效的诉讼背后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肯定侵害了公司许多股东的利益（而这些股东又没有参加诉讼），这样的判决肯定是司法权滥用的必然结果。因为判断公司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等文件有效或无效的法律依据只能是《公司法》、《企业法》等国家法律法规或公司章程，只能是由符合起诉条件的当事人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来进行确认。国家或政府机关在不是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或各项产权重组协议中一方当事人的情况下，无权作为一方当事人参与诉讼。若国家机关是改制公司的股东，则国家机关只能作为民事诉讼主体根据具体情况（作为原告、被告或第三人）来参与有关的股权转让或产权重组等事宜所引发的纠纷。我国原《公司法》第111条就明确规定：“股东会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权行为的诉讼”。新《公司法》对此方面内容规定得更加丰富。也就是说，涉及A市运输公司内部股东会决议之类法律文件的效力问题，若产生纠纷，应当由公司股东或管理人员通过民事诉讼途径进行解决，不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审判所解决的问题。

五、法院审理“政府指导或介入企业改制的行为”缺乏法律依据
我国法律属于大陆法系的成文法，法院受理案件或审判案情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至少我们目前没有发现法院将“政府指导或介入企业改制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法律依据。我们认为：对国家行政机关、公司的控股股东（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或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因指导或不当干预公司改制行为而产生的问题，司法机关不应过分介入，至少在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应当介入。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考虑我国公司（尤其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原先存在大量的非规范运作情形，在公司改制过程中需要政府法律和政策的引导；由于改制公司员工普遍缺乏对国家法律法规或政策的了解，各级政府机关尤其是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对公司改制和产权重组进行必要的协调和指导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其次，改制的公司往往涉及到国有或集体资产的出售问题，政府职能部门介入，从一定意义上，行使了国有或集体资产的管理权限。再次，公司改制和产权重组最终可归结为公司股东或企业员工之间利益的平衡，股东之间就公司资产或股权转移发生争执，员工与企业之间就劳动保险和就业问题发生争执，完全可以通过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最后，排除政府部门的不当干预没有必要通过司法判决的形式进行，通过政府系统内部的监督机制完全可以实现或达到排除不当干预的目的。总之，像A市法院那样积极行使对政府部门介入企业改制行为的司法审查权是不多见的。

结语：从现代企业法人治理层面上讲，在公司或企业内部的股东会（权力机关）、董事或董事会或经理（经营决策机关）、监事或监事会（监督机关）能够形成一个各自独立、责任明确、相互制约的内部驱动和自我调节机制。但是这种公司或企业内部自我调节机制也有陷入停滞或失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依靠国家公权力从外部介入，以便促使或保证公司内部运作系统继续健康有效存在。国家从外部调节公司运行的任务是由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承担的，其中行政机关的调节以维护公权为目的，一般不涉及私法领域，其调节作用是有限的，凡直接涉及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或利益矛盾的调节，主要应当由司法机关通过诉讼程序来完成。法院判决就是司法机关解决公司内部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的最有效方式。所以，我们认为：法律应当是严肃的，甚至是神圣的、不可亵渎的，而法官更应当被看成是法律的“守护神”。如果像本案这样，法律成了某些人员可以随意操控的一门“艺术”，判决成了法官们的“艺术品”，可以任意地进行加工和想像，那么“公平和正义”的美感没有了，迟早有一天，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这些“艺术品”是多么的不堪入目！恐怕到那时，创造这些“艺术品”的法官们也会面临下岗失业的危机。

2006-7-28

（作者简介：王政，系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民刑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