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人大常委会


大连市建筑市场管理条例

（1995年11月8日辽宁省大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1996年1月19日辽宁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根据2010年8月25日大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2010年9月29日辽宁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的《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筑市场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障建筑市场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进行建筑市场管理和从事土木工程建筑、设备安装、管道和线路敷设、建筑装饰装修等建设工程的勘察、测绘、设计、施工、中介服务和建筑构配件、商品混凝土以及非标准设备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个人，均应遵守本条例。
　　第三条　大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是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全市建筑市场的监督和管理工作。县（市）、区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业务指导下，按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辖区内的建筑市场管理工作。
　　市及县（市）、区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依照有关法律、法规，按照职责分工参与建筑市场管理。
　　第四条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监督检查机构，应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加强对建筑市场的检查管理，依法查处建筑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第五条　建筑市场经营活动，应遵循公平竞争、合法交易的原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六条　从事属于本条例第二条规定范围内建筑经营活动的单位，依法应当具备相应资质的，应当依法取得资质证书，并在资质证书规定的等级和范围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其中属于外省、市的，还应当到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章　发承包和招标投标管理

　　第七条　建设工程项目符合发包条件的，由建设单位发包，择优选定承包单位。
　　第八条　建设工程经计委、经委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立项的部门批准立项后，建设单位应持有关立项文件，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报建手续。
　　第九条　建设工程项目发包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并办理工程报建手续；
　　（二）具有地形图、水文和工程地质、地下管道线路等工程勘察设计所需的基础资料；
　　（三）有能够满足施工需要的设计文件及有关技术资料；
　　（四）建设资金和主要设备已经落实；
　　（五）拆迁进度符合工程施工要求；
　　（六）具有与建设工程相适应的技术、经济管理人员；
　　（七）实行招标的，应当具有编制招标文件和组织开标、评标、定标能力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单位代理。
　　第十条　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应将建设工程项目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证书的单位。
　　第十一条　承包建设工程项目单位，必须持有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和产品许可证、开户银行资信证明及安全生产资格证等证件，并按其资质等级和核准的经营范围承包，不得无证承包或越级超范围承包。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承包采取总承包、总包、分包的方式。总承包、总包单位可以按规定将其承包的工程分包给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分包单位不得将其所承包的工程再行分包。禁止转包工程。
　　总承包、总包单位应当对分包工程进行管理，并对发包方承担责任。
　　第十三条　发包方不得在发包工程中泄露标底、收受贿赂，承包方不得利用行贿等不正当行为承揽工程。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职权之便干预发承包；不得以征地、拆迁、规划、设计、提供用地、发放证照为条件，指定承包单位或强揽工程。
　　供电、供水、供气、邮电、消防、爆破等专业队伍和部门不得以行业专业为理由，进行行业垄断。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招标按照招标投标管理规定实行建设单位负责制。属于招标范围的，必须实行招标，并接受招标投标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不属于招标范围的，是否进行招标，由建设单位决定。
　　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可以实行总承包招标投标，也可以按照工程的勘察、设计、施工、设备供应和工程监理等分阶段招标投标。
　　第十五条　投标者不得串通投标，抬高或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不得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的公平竞争。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实行施工许可证制度。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应持年度投资计划和《固定资产投资许可证》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开工报告，申领施工许可证。未领取施工许可证的，不得开工。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项目应实行监理制度。凡国家规定应当监理的工程项目，必须由有相应资质等级的监理单位进行监理。建设监理单位，应当在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技术标准、设计文件、工程合同等进行监理。

第三章　合同和造价管理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项目的发承包必须签订合同。
　　签订承包或委托合同，应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并使用国家统一的合同示范文本。
　　第十九条　签订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应当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招标工程必须以中标价格为基础签订合同，并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工程造价、工期和社会保障等规定。
　　包含在工程造价中的劳保费（包括社会保障费和劳动保险费），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规定收取，并及时拨付给施工单位，作为施工单位全体员工缴纳社会保障费和支付有关政策性补贴的资金来源。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合同发生纠纷时，合同当事人双方可以协商解决。当事人不愿协商或协商不成的，可依法申请仲裁机构仲裁或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一条　建设工程造价应以国家和省制定的工程定额标准和计价方法为基础，根据市场供求变化情况和建设单位的特殊要求，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在合同中明确。工程竣工后，工程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双方签订的合同及时编制工程决算文件。

第四章　工程质量和安全管理

　　第二十二条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开工前，到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办理监督手续，并按照规定缴纳质量监督管理费。
　　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和保修抵押金制度。
　　第二十三条　建设工程的建设、勘察、测绘、设计、施工、监理、工程质量检测、设备供应和建筑材料、构配件、商品混凝土生产等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工程质量管理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建立质量保证体系，并依据本条例规定承担建设工程质量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用于建设工程的材料，必须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质量标准。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不得偷工减料或使用没有出厂合格证、质量不合格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及其他建筑工业产品。
　　第二十五条　建设工程在竣工验收前必须经工程质量监督机构核定质量等级，未经核定或质量不合格的，不得办理竣工结算手续。
　　第二十六条　建设工程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按时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验收。建设工程项目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合格取得《竣工验收鉴定书》并向市工程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工程档案后，方可正式交付使用。
　　第二十七条　施工单位应加强对施工场地的管理，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的发生，并接受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二十八条　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管理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标准，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和安全生产组织保证体系。企业法人代表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总的责任。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九条　认真执行本条例和在建筑市场管理方面作出显著成绩以及创出市级以上优质工程（产品）、获得市级以上优秀设计的单位和个人，由市政府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的，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警告、通报批评、降低资质等级、吊销资质证书、没收非法所得、责令限期补办有关手续、停业整顿等处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并处罚款：
　　（一）未办理资质等级证书擅自经营的，处5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二）伪造、涂改、倒卖、转让资质证书或转借设计图签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三）不按资质等级证书规定，越级超范围从事建筑经营的，处2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四）未按规定办理报建手续或合并和分立单位未办理资质等级注销手续的，处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五）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承包条件单位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六）分包后的工程再行分包的或转包工程的，处3万元以上6万元以下罚款；
　　（七）属于招标范围的建设工程项目，不按规定招标投标的，按工程造价2%至5%处以罚款；
　　（八）未办理施工许可证和质量监督手续而擅自开工的，处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九）投标者串通投标，抬高或压低标价；投标者和招标者相互勾结，以排挤竞争对手公平竞争、泄露标底的，处1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
　　（十）建设工程使用不符合产品质量标准或者设计要求的建筑材料、构配件及设备或偷工减料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十一）未经验收或验收工程质量不合格，擅自交付使用的，责令停止使用，限期整改、报验，并处责任者5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
　　（十二）未按规定实行监理的，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十三）不执行国家规定工程造价、计价方法，擅自扩大取费标准、压价、抬价或附加不合理条件的，按违法计价额的十倍处以罚款；
　　（十四）以征地、拆迁、规划、设计、提供用地、发放证照为条件，指定承包单位或强揽工程的，按建设工程造价5%以下处以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10万元。
　　第三十一条　在建筑市场管理和建设工程发承包活动中有行贿受贿等不正当竞争及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涉及工商行政、技术监督、规划土地、劳动、城建、环保、监察、审计、计划、物价、消防等处罚权限的，由上述部门按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予以处罚。
　　第三十三条　拒绝、阻碍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管理人员执行公务的或者违反本条例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四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1996年4月1日起施行。



　　　　　　　　　　　　　基本权利释义学体系初探
　　　　　　　　　　　　　　　　——基本权利研究之方法论批判

　　　　　　　　　　　　　　　作者：郑贤君


摘要: 早期基本权利研究的突出特点是模糊学科之间的范围与界限，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基本权利释义学是一个致力于规范含义发现的解释事业，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概念，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基本权利释义学具有相对的中立性，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这一规避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树起了一道墙，在确保政治与学术安全的同时蕴涵着双重风险，即过多借用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的本地化程度及僵化基本权利，使其成为远离政治现实的封闭体系。为克服这些风险，应促使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地化，通过外弛弥补体系化的内证之不足，确立权利义务相一致为基本的解释原则。
关键词: 基本权利；宪法释义；方法论



基本权利是一个方法论问题，方法论是一个宪法问题，在双重意义上涉及学科与基本权利实践的成立、存在、运行与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学术任务与宪法实施之间的关系，故而对基本权利研究的批评也是对基本权利方法论的检讨。承认能力的有限性是学术研究的前提，每一学科都是基于共同体成员持有相同信仰、价值及遵循共有程序规则技术前提下对特定领域所进行的探索，它在携带相对狭窄与封闭这一固有缺陷的同时，也成就了其专业性，并保证所得结论、经验与教训为其他学科所不能替代与可接受性，故而试图在方法论上建构一个可囊括与容纳一切方法及解决所有问题的努力虽然不乏学术雄心，但其在根本上有违学科专业分工，导致研究界限的模糊与方法的偏离。

一、基本权利研究界限的模糊与方法的偏离

体系化是判定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由于体系化基本权利研究起步较晚，上述三要素的发展较为迟滞与缓慢。有学者对中国基本权利概念的形成与发展进程进行了梳理，认为“作为学术概念的基本权利”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宪法学的恢复与发展”才“重新回到中国宪法学者的学术视野之中”的，而对于“基本权利概念的系统化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体系化的研究则始于2000年以后”。

从研究对象来看，早期基本权利研究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条款，没有抽象、提炼和概括具有普遍性的基本权利原理。有些个别基本权利条款的研究已经达到相当深入的程度，如言论自由、平等权等，其他基本权利如人身自由、住宅自由、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人格尊严、财产权等的研究尚不深入。从研究对象来看，基本权利的释义体系不仅包括个别条款，亦应包括适用于所有条款的普遍性原理，即总论与个论。以中国现有宪法学教科书体例与内容为例，可知基本权利所占比重较少，且缺乏原理性的总论，即使偶有教材安排总论，个论与总论难成比例，往往总论只有寥寥几笔。实践发展、研究队伍、学术视阈、方法锤炼等多重因素决定中国前期研究多局限于个别基本权利的讨论，且各基本权利的研究深入程度亦不相当。

一门学科的发展史是方法的发展史。[1]在基本权利的发展历史中，可见不同时期占支配性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均打上政治烙印，是政治与学术交互影响的产物。其突出特点是，使不同学科间的研究范围与界限模糊了，导致相对于法学的方法偏离。主导前期研究方法的是政策性阐释、普通法律分析、一般社会科学方法的综合运用。政策性阐释是对个别基本权利的理论、功能与现实意义的阐述与分析，它是社会学而非法学的；普通法律分析见于对个别基本权利条款进行刑事法律与民事法律的分析，着重于法律效力与责任的判断；综合性方法是运用历史、政治，乃至经济学分析特定基本权利规范产生的原因、背景等。这些方法的共同特点有四：一是没有关注基本权利规范本身，不将规范作为研究对象；二是没有将基本权利规范置于宪法关系的框架中分析宪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三是没有运用基本权利原理分析规范，诸如主体、限制理论、效力、宪法责任(即如何处置违宪法律、规范性文件及其他公权力)、国家保护义务等；四是没有运用宪法解释分析基本权利规范，特别是视情况而定分别或者综合运用文意、原意、体系与目的解释的方法习得规范含义。

体系化以其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与统一为特征，是一种相对自洽与封闭的状态。[2]在该状态下，特定学科具有固定的研究对象，使用特定与共通的研究方法，寻求对某一问题的解答。体系化可化约为实体与程序两个方面：固定的研究对象属于实体内容，共通的研究方法属于程序规则。日本行政法学者铃木义男曾言：“行政法学姑且假定其分别为总论与各论……其主要之任务，乃由庞杂之各个法规中，抽出其共通之法理，予以得为其前提之基本法理，而为行政法规解释适用上之基础工事。”[1]“既负有学科之名……最低限度须应其‘学’的要求，而保有相当的体系。”[2]体系化的目的在于以其封闭与独立拒斥不良因素的侵入与干扰，纯洁其内涵，使学术与政治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进而完成本学科独有的学术任务，因而体系化具有学术与政治的双重诱因。学术诱因在于将特定学科独立于相邻学科之外，政治诱因在于使学术尽可能免受不良政治的干扰。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宪法发展曾苦于不良现实的政治牵绊，刻意发展宪法释义学，将宪法研究的对象树立于规范之上，使用宪法解释方法推导规范条款的含义，以此抵制政治现实对真理与公义的压制与歪曲。德国拉班德采用法律形式主义将法学研究确立为对宪法规范的阐释，试图建立一个不与伦理道德、政治、历史以及其他东西掺和在一起的“纯净的”科学法学，建造“一个适合创新建构实在法和旨在对这些实在法进行解释的概念和原则体系”；[3]日本美浓部达吉吸取拉班德的理论，树立法学的宪法学研究方法，指出“宪法学的研究方法，常常应该是法学的，这是不容争辩的事情”；[4]中国台湾地区宪法释义学的发展等，[5]无不是在政治与学术双重意义上使宪法学脱离一般社会科学方法并解脱政治压力的一种学术努力。

简言之，判定基本权利体系化的标准是法学方法的释义学贯彻的程度。“基本权利研究”并非单纯的学术用语，而是与基本权利释义或者体系等同的一个概念。如同严格意义上的法律与法律学、法律方法与法学方法、法律解释与法律解释学意指相同，宪法解释等同于宪法解释学。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循基本权利普遍原理的前提下，参考特定学说，依据本国基本权利规范，服从宪法解释方法，确定基本权利含义。坦率而言，尽管寻求中立的基本权利规范含义一定程度上规避了政治现实的侵扰，释义学的体系化在实现其自洽的同时未尝不是一种逃遁，或曰对政治现实的回避，颇有些不得已。[6]连德国学者也承认，“那些在方法允许的范围内研究现行法律教义的人，在政治与学术上会觉得更安全”[2]。这种逃遁蕴涵着双重风险，即对普遍性原理或者域外理论过多的借用有可能影响基本权利本土化的程度，以及僵化基本权利。

二、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

首要的问题是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规范与政治现实疏离的另一面是宪法释义学脱离宪法文本的可能。基本权利概念本土化是指以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为中心，依据基本权利的一般原理，结合中国的实践状况，通过宪法解释寻求特定基本权利规范含义的过程。其将目光集中于中国基本权利规范，选择外国法上可与中国既有理论与现实融通的原理与判例规则做旁证，确定规范含义，提炼中国基本权利的普遍原理。当下，不少学者依然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弃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于不顾，以域外概念解释中国基本权利事实的现象。

以外国法上的概念分析中国基本权利事实，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基本权利理论的贫弱，对于法治后发国家而言实属自然，但不意味着这一现象的合理性。中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台湾宪法学释义学存在脱离宪法文本的情况，并非因为“直接移植”外国宪法学理与概念，而是受到长达四十多年政治历史因素制约而成。他认为，宪法释义学的移植，是为了避免政治环境对宪法成长的局限与妨碍；相对的，也正是宪法释义学的移植，而造就“不利”宪法本土化环境的形成。[7]1947年，著名法理学家蔡枢衡曾感言：“今日中国法学之总体，直为一幅次殖民地风景图：在法哲学方面，留美学成回国者，例有一套Pound学说之转播；出身法国者，必对Dugiut之学说服膺拳拳；德国回来者，则于新康德派之Stammler法哲学五体投地。”[4]它虽然反映了当时中国法学研究主体地位缺乏的状貌，但今日中国基本权利研究未臻此境。海外留学归国人员的规模尚弱，其学术代表性不突出，对相关国家理论的吸收、消化与借鉴也未见彻底。对一些基本概念认识的混乱与悖谬依然是中国目前基本权利研究中的客观实存。“借鉴”与“拿来”流于空泛，特色与流派形成亦未必有根基。如何基于中国宪法理论与实践，在合理吸收外国相关原理的前提下，实现基本权利概念的本土化，便成为一个问题。兹举两例予以说明。

作为一个权利概念，“生存权”至少有三种不同含义：一是日本宪法上作为生活照顾的“生存权”，源于1946年《日本国宪法》第25条的规定，“全体国民都享有健康和文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权利。国家必须在生活的一切方面为提高和增进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及公共卫生而努力。”二是国际人权法上作为第三代人权的生存权，即以民族和国家为主体的集体权利。三是一些国际权利文件中的“相当生活水准权”，如《世界人权宣言》的规定。中国部分学者在研究社会保障问题时，罔顾语境与规范含义之差异，即中国宪法第44条与第45条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与社会保障权，不同程度上机械援引日本宪法与第三代意义的生存权解释中国的物质帮助与社会保障。学界对一些基本权利概念尚未获得共同认识，学者宪法文本规范意识缺乏，是中国基本权利研究未获得主体地位的明证。

又以“隐私权”为例，虽然已有学者尝试以宪法解释厘定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的规范含义，但部分学者依然存有照搬国外宪法隐私权的倾向。英美与欧洲国家的隐私权有其独特的价值基础、发展历程和规范内涵。美国宪法没有隐私权的明示规定，隐私权属于司法创制的新权利。在1965年的Griswold v. Connecticut案中，道格拉斯大法官提出“伴影理论”(penumbras)，认为隐私权存在于《权利法案》第1条、第3条、第4条、第5条及第9修正案(即保留条款)的伴影交互重叠所创造的区域内，从而把对婚姻家庭隐私的保护纳入宪法权利保护之中。“权利法案所列的具体保证有自己的阴影地带，它的形成来自支撑权利法案存在的条款的辐射，几个明示条款的伴影交叠创造出隐私区域。”[8]伴随着安乐死与同性婚姻，美国隐私权已逐渐发展成为有关个人私生活的自我决定权。这与德国以人的尊严为基础的隐私权形成很大区别。德国宪法没有明确规定隐私权，但是宪法法院确认对个人隐私的宪法保护，其基础是德国基本法第1条尊严条款，及第2条规定：“在不侵害他人权利及违反宪法秩序或公共秩序规定的范围内，任何人均有自由发展其人格的权利。”以人的尊严为基本原则及最高价值，结合第2条人格权利，德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有关隐私权的一系列判决。在1954年的“读者来信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定对人格尊严、自治、隐私的权利是《德国民法典》第823条I中的“权利”，加上随后的1958年“骑士案”、1961年“高丽人参案”等，推动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利得以确立。依据德国法上的基本权利双重属性理论，隐私权保护既包括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侵权，也包括公权力侵权，形成了德国隐私权公私法一体的法律保护模式[5]。

中国宪法文本没有明示的隐私权条款，以解释学方法阐释中国宪法第38条“人格尊严”即可容纳对隐私权的保护。盲目将西学奉为圭臬，既说明学者宪法文本意识匮乏，亦无助于对基本权利概念的普遍理解，难以促成基本权利概念的中国化。

三、克服僵化：范式的革命

范式革命可破解因体系封闭导致的基本权利僵化。作为常态的范式研究是在一个固定和相对封闭的结构中进行的，它由三种要素组成，即信仰、价值与技术，亦即某一科学共同体成员持有共同信仰，奉行相同价值，沿用共有技术服务于某一问题的研究，此谓科学。反之，若某一学术团体内部成员缺乏相同信仰与共同的价值信奉，不遵循既定的学科技术规范，则该团体不能称为科学共同体，而只能是“草台班子”。

库恩将科学分为常态科学与非常态科学，其中常态科学为范式研究。范式为学科共同体。“一种范式是，也仅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东西。反过来说，也正是由于他们掌握了共有的范式才促成了这个科学共同体。尽管这些成员在其他方面并无任何共同之处。”[6]范式存在的前提是科学(学科)共同体的独立存在。在特定科学共同体内，所有成员默认并遵循共同规则，循此方法得出的结论被视为可接受的。一门科学的研究工作，“在常态情形下，具有共同遵守的基本假定、价值系统以及解决问题的程序”[7]。突破范式的研究为非常态，意味着范式危机或革命，此时结构内部已经无法提供解决新问题的方法。常态基本权利研究是在遵守范式三要素的前提下进行的。宪法学人信奉基本权利，将之视为价值，运用宪法解释技术证成某一基本权利的规范含义。信仰、价值与技术各不相同。信仰是精神领域中的事情；价值从属于行动，是一套行为规则体系，具有评价作用，是评价法律规范乃至公权力有效性的标准，属于形而上；技术是形而下的，是通过践行价值达至并满足信仰的必由之径。这决定了基本权利研究是在认同而非质疑基本权利规范正当性的前提下进行的，也决定了宪法释义学是一种内敛而非外弛的研究方法。

外弛属于库恩的范式革命。新问题的出现使学科共同体内部要素无从应对，需寻求外部要素支持，此时使用非本学科专属方法服务于问题解决成为必然。这属于学科上的“突破”。“所谓突破，则指一种科学传统之既久，内部发生困难，尤其是对于新的事实无法作出适当的处理。当这种困难达到了一定程度时，这门学科的性质便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基本性的变化，换言之，即‘科学革命’。科学革命是‘危机’，它一方面突破旧传统，另一方面又导向新传统的建立，使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7]基本权利释义也存在着内敛与外弛交互使用的现象。美国曾经将宪法解释分为“解释派”与“非解释派”两种(现已废弃这一提法)。解释派是指从宪法文本寻求依据以为裁决基础，非解释派是指从文本之外寻求裁决纠纷的规范[8]。严格而言，两者都是在解释宪法，只不过以何者作为佐证确定宪法规范含义：是拘泥于宪法文本文字本身，还是从生活事实中提炼规范；是服从“死的宪法”文字，还是依从“活的宪法”中的价值。前者是法律形式主义的，后者属于法律现实主义之一种，也是外弛方法在宪法解释上的表现。非解释方法的使用有两个前提：一是创制新权利；二是文本没有明确规定。非解释派体现在隐私权的宪法保护中。隐私权是一项新权利，美国宪法文本文字并未规定这一权利，该权利是在1965年的“格里斯沃尔德诉康涅狄格”一案中确立的。在证成该权利的过程中，法官除使用伴影理论之外，还以社会现实与大众心理为基础，确定私人领域的事务属于自主范畴，它们是基本的，也是州公权力所不能染指的。其后，在涉及差别对待与歧视妇女的平等保护案件中，最高法院再次突破传统证据规则，使用社会科学与心理学方法证明工作场所对妇女施加的不公平待遇侵害了妇女的身体与心理健康。

一切常态科学都是在一定“范式”(典范)的指引之下发展的，但是新的科学事实不断出现必有一天会使一个特定“典范”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失灵，而最终发生“技术上的崩溃”。[9]在此情形下，引入其他方法证成并确定宪法规范含义实属必然，此即综合方法在宪法解释过程中的运用。需要说明的是，寻求一般社会科学方法服务于宪法解释与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基本权利有本质差别。前者归根结底属于宪法解释，是法官在法庭上为纠纷解决寻求规范支持的一种方法，是关于从何处“找法”，以及是否允许运用道德哲学与政治理论进行宪法解释的分歧，体现了基本权利条款性质的规则与原则之争；后者的目的不在于寻求与确定规范含义，而是讨论某一规范产生的背景、历史、作用等。例如，除文本主义方法之外，其他方法都是在结合宪法文本文字辅之以其他方法确定特定规范含义的过程。历史方法就是典型的例证。通过分析制宪史，研究开国之父在制宪会议上的发言记录，法官确定某一宪法规范或基本权利规范的原初含义。宪法历史解释方法不等同于宪法史研究。那种以宪法发展史作为对象的研究不能称之为宪法解释意义上的历史方法。虽然两种研究的对象与目的截然不同，但所使用的方法与材料有相同之处。目前，学界多重方法的运用只是社会科学方法“幽灵”在基本权利领域中的徘徊，对规范含义的证成并无多少助益，只能视为基本权利规范的社会学、历史学或经济学分析。从研究对象与方法两方面来看，一切集中于宪法与基本权利规范的背景、历史源流与功能作用的研究都应归入相应的历史学、政治学与社会学范畴，既不属于为确定意义寻找的解释学的法学方法，亦不能称之为“外弛”。也就是说，脱离了规范含义寻求与确定的研究都非法学方法，纯粹意义上的法学方法是解释学上的事情，属于宪法释义。

创制新权利是对封闭体系的突破，需要运用超出文本的方法，包括道德哲学与政治理论，但这些方法的运用须服从规范含义的发现。易言之，只要方法的运用没有服务于规范含义的证成，就不能称其为法学方法意义上的宪法解释。有学者在分析劳动权时提出了创新性的观点，呼吁在中国基本权利规范中增加阶层权[9]。在社会学意义上，的确存在一个以工人和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阶层，但宪法上阶层权存在的证成要复杂得多。观察言者的论说脉络，其只是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处境表达不满与同情，并非立意寻找劳动权的规范含义，故可将其归为劳动权的法社会学分析之列。且弱势群体或低收入阶层的存在是制度与经济政策使然，已超出法律范围，属于政治与社会问题。

四、解释原则：权利义务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