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修正）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1991年10月26日浙江省宁波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通过 1992年1月18日浙江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批准 根据1996年6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的《宁波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四章 费用管理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本市城市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发展城市绿化事业，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宁波市城市规划区、县级市城市规划区及县人民政府所在地镇的城市规划区内绿化的规划、建设、保护和管理。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化，是指在城市规划区内进行的植树、种草、栽花、育苗及管护等绿化活动。
第四条 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地包括：
（一）公共绿地：指向公众开放的各类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小游园、道路绿化带和街头绿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二）单位附属绿地：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共设施附属的绿地；
（三）居住区绿地：指居住区内除公园以外的绿化用地；
（四）生产绿地：指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苗圃、花圃等；
（五）防护绿地：指用于卫生、安全、隔离等目的的林地和绿地；
（六）风景林地：指城市内依托自然地貌，美化和改善环境的林地。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绿化作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组织开展全民义务植树和其他绿化活动，提高城市绿化水平。
第六条 宁波市市政公用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城市绿化的主管部门。
各县（市）、区城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城市绿化的主管部门。
市、县（市）、区园林管理部门负责城市绿化的具体工作。
城市规划、土地管理、公安等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责，协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实施本条例。
第七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应按规定履行植树和其他绿化的义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爱护绿化成果和绿化设施，对损害、破坏绿化的行为，有权制止和检举、揭发。

第二章 规划和建设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组织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和分期实施计划。
第九条 各项建设工程，必须安排一定的绿化用地，绿化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为：
（一）新建住宅区不低于32％，其中公共绿地的总面积人均不低于一平方米；
（二）新建工业企业不低于30％，其中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工厂不低于35％；
（三）新建港区、车站等交通设施、仓储、商业中心等不低于20％；
（四）新建宾馆、文教卫生设施以及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5％；
（五）新建市区主干道不低于15％；
（六）新建商业网点不低于15％；
（七）旧城住宅区成片改建不低于25％；
（八）其他新建工程不低于30％，扩建、改建工程不低于15％。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注重城市大环境绿化。
城市江河、铁路两侧的防护绿地或公共绿地建设，应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控制如下用地标准：
（一）内江每侧不少于二十米；
（二）内河宽度在二十米以上的，每侧不少于十五米，内河宽度在二十米以下的，不少于八米；
（三）铁路每侧不少于三十米。
大环境绿化建设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一条 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工程项目规划方案时，必须按照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绿化用地标准，确保城市绿化用地面积。
建设单位因特定条件限制，其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建成区实行易地统一绿化。易地绿化的树木归园林管理部门负责管护。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的绿化设计，在申请领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应先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
城市公共绿地的设计方案，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办理有关手续。
第十三条 新建城市公共绿地应以植物造景为主，植物造景用地面积应不低于陆地绿化面积的70％。
城市苗圃建设，应当适应城市绿化发展的需要，其用地面积，应不少于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2％。
第十四条 新建、扩建、改建的建设项目，其绿化工程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规划，同时设计，并按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建设。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拆除绿化用地范围内的临时设施，清理和平整场地，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对绿化用地进行验收后，建设工程方可投入使用。
绿化工程的完成时间，不得迟于主体工程投入使用后的下一个年度绿化季节；边建设边交付使用的住宅区，其已使用的房屋周围绿化，也应当在下一个年度绿化季节完成。绿化完成后，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负责验收。
第十五条 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的绿化设计和绿化施工，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推行质量监理。
第十六条 各单位应因地制宜，按本单位在职人数每人每年植树三至五棵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其他绿化任务的要求，制定义务植树计划。本单位范围内没有条件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或相应劳动量的，市和县（市）、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可安排其承担一定数量的社会绿化任务。既不能在
本单位范围内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或相应劳动量，又不承担社会绿化任务的，由市和县（市）、区绿化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征收义务植树绿化费。
第十七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城市居民，应积极种植市树市花，并充分利用房屋周围的休闲地搞好环境绿化，推广垂直绿化、屋顶绿化。
城市主要道路两侧沿线单位，应当搞好门前和敞开式庭园绿化。
第十八条 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开展并组织、指导有关单位进行绿化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引进、培育、选用优良树种、花卉、草皮。各级人民政府对绿化科学研究，应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第十九条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经营具有游乐功能的公共绿地。

第三章 保护和管理
第二十条 城市树木所有权按下列规定确认：
（一）园林管理部门负责管护的树木，归国家所有；
（二）单位内自行种植的树木，归该单位所有；
（三）古树名木，归国家所有；
（四）居住区绿化列入配套项目种植的树木，归居住区的树木管护单位所有；
（五）私人宅院内自费种植、管护的树木，归个人所有。
第二十一条 城市绿化管理按下列规定分工负责：
（一）园林管理部门负责公共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的绿化和管护；
（二）由单位或个人投资建设、经营的具有游乐功能的公共绿地的绿化和管护由该投资者负责；
（三）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负责用地范围内绿地的绿化和管护；
（四）街道办事处负责辖区内住宅区的绿化和管护；
（五）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的绿化和管护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六）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的住宅区绿化和管护，由县级人民政府指定管理部门；
（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林业等部门负责管理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管护单位应做好树木花草的保护工作，避免或减少树木花草受风灾、雪灾、水灾、旱灾、火灾、病虫害等自然灾害的侵害。
第二十二条 城市公有或私有树木应严格依法保护，确需砍伐的，需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批。
第二十三条 园林管理部门应定期对行道树进行修剪，电力、邮电通信、交通部门应当积极配合。
因电力、邮电通信、市政及其他工程建设需要砍伐、移植城市树木的，应通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规商定进行。
因不可抗力致使树木危及交通、管线及公民生命、财产安全时，有关单位可先行处理，并在事后七日内告知城市绿化主管部门。
第二十四条 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严格保护古树名木，严禁砍伐、擅自移植及其他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古树名木由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核定公布，并划定必要的保护范围，统一登记造册，建立档案，设立标志。
散生在单位、寺庙和私人庭院内的古树名木，由所在单位、寺庙或个人在园林管理部门指导下管护。
第二十五条 经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绿化用地和现有城市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作他用。
确需改变城市规划绿化用地使用性质的，须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规划审批权限办理审批手续，并易地补足相应的规划绿化用地面积。
确需改变现有城市绿地使用性质的，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缴纳易地绿化费。
确需改变城市规划绿化用地和现有绿地面积超过二公顷的，还需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二十六条 禁止占用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的，须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报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占用时间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临时占用时间的，应在到期七日之前办理延长手续，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绿地临时占用期满后，应当按时恢复原状。
第二十七条 未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在城市公共绿地内从事商业服务活动和其他营利性活动。
第二十八条 禁止下列损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的行为：
（一）依树盖房、搭棚、架设天线，捆绑树身，吊挂衣物；
（二）放牧、捕猎、打鸟；
（三）在绿地内堆物、停车、倾倒废弃物及生火野炊；
（四）破坏草坪、绿篱、花卉、树木、植被；
（五）故意损坏城市绿化设施；
（六）其他有损于城市绿化和绿化设施的行为。

第四章 费用管理
第二十九条 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已批准的城市绿化分期实施计划，在每年度的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安排相应的比例用于城市绿化建设、维护和管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中，应当安排相应比例用于公共绿地建设。
城市公共绿地建设应当多渠道引入资金，扩大公共绿地面积。
第三十条 各项工程应当把绿化建设费列入建设项目的总投资。
第三十一条 实行易地绿化的建设单位应向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缴纳易地绿化费。
易地绿化费必须用于扩大绿地面积，并在收取易地绿化费的第三个年度绿化季节内完成。
第三十二条 街道办事处或物业管理单位负责管护的居住区绿地，其管护费用从小区统管费、物业管理经费中支付或者由区人民政府统筹解决。
县级人民政府所在地的镇的居住区绿地的管护费用，由管理部门统筹解决。
第三十三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本单位的绿化任务量和管护标准，列支一定的绿化经费，用于绿地的管护、休闲地绿化、义务植树和门前绿化。
第三十四条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的，占用单位应向该绿地管护单位缴纳绿地占用费。
第三十五条 经批准砍伐城市树木或迁移花草、植被的，应向该树木、花草、植被的管护单位或个人缴纳绿化补偿费。

第三十六条 按照本条例收取的义务植树绿化费、易地绿化费、绿化补偿费、绿地占用费，列为绿化专项资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专项用于城市绿化事业。
第三十七条 绿化建设费、义务植树绿化费、易地绿化费、绿化补偿费、绿地占用费的收费标准，由市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制定。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八条 对在城市绿化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保护城市绿地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或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九条 对下列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按照以下规定给予处罚：
（一）工程建设项目的附属绿化工程设计方案和城市的其他绿化工程的设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其停止施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二）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后逾期未完成绿化的，责令限期完成，超过限期仍不完成的，除规定在新的限期内完成外，并处以绿地建设费用一倍以下的罚款；工程项目完成后绿化用地面积未达到审定的比例的，责令限期补足，并可按缺少的绿化用地面积，处以易地绿化费五倍以下的罚款
；
（三）擅自占用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的，责令恢复原状，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并按被侵占面积处以绿化补偿费三至五倍的罚款；
（四）临时占用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超过批准时间的，责令限期归还，并按照所占面积处以绿地占用费一至三倍的罚款；
（五）未经批准在城市公共绿地内从事商业服务活动和其他营利性活动的，责令立即停止活动、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经批准从事商业服务活动和其他营利性活动的摊点不服从公共绿地单位管理的，给予警告，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六）盗伐城市树木的，责令赔偿损失，按盗伐树木株数的十倍补种，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十倍的罚款；偷盗公共场所花卉、盆景的，责令赔偿损失，并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七）擅自砍伐城市树木的，责令按砍伐树木株数的三至五倍补种，并处以绿化补偿费一至五倍的罚款；
（八）电力、邮电通信、市政等工程建设部门在非不可抗力情况下，擅自砍伐、移植城市树木，占用绿地，毁坏花草的，责令停止损害行为，赔偿损失，并处以绿化补偿费一至二倍的罚款；
（九）擅自砍伐、移植或因养护不当及以其他行为致使城市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按照本款第（七）项规定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一）、第（二）、第（三）、第（六）项行为之一，经教育不改的，责令停止损害行为，赔偿损失，并可处绿化补偿费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十条 有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第（五）项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责令停止损害行为，赔偿损失，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四十一条 故意破坏城市绿地及绿化设施，盗伐城市树木，偷盗公共场所花卉、盆景，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二条 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违反本条例的，按本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处罚，并应追究主管领导者的经济或行政责任。
第四十三条 拒绝、阻碍绿化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按照本条例负有审批、管理职责的城市绿化、规划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其他建制镇和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工矿区，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宁波市市政公用局负责解释。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附：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的决定

（1996年3月28日浙江省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1996年6月29日浙江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1996年8月1日公布施行）

决定
宁波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关于提请审议〈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修改草案）〉的议案》，决定对《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四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城市绿化包括：
“（一）公共绿地：指向公众开放的各类公园、动物园、植物园、小游园、道路绿化带和街头绿地，包括其范围内的水域；
“（二）单位附属绿地：指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公共设施附属的绿地；
“（三）居住区绿地：指居住区内除公园以外的绿化用地；
“（四）生产绿地：指为城市绿化生产苗木、草坪、花卉和种子的苗圃、花圃等；
“（五）防护绿地：指用于卫生、安全、隔离等目的的林地和绿地；
“（六）风景林地：指城市内依托自然地貌，美化和改善环境的林地。”
二、第九条修改为：“各项建设工程，必须安排一定的绿化用地，绿化用地占总用地面积的比例为：
“（一）新建住宅区不低于32％，其中公共绿地的总面积人均不低于一平方米；
“（二）新建工业企业不低于30％，其中对环境容易产生污染的工厂不低于35％；
“（三）新建港区、车站等交通设施、仓储、商业中心等不低于20％；
“（四）新建宾馆、文教卫生设施以及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不低于35％；
“（五）新建市区主干道不低于15％；
“（六）新建商业网点不低于15％；
“（七）旧城住宅区成片改建不低于25％；
“（八）其他新建工程不低于30％，扩建、改建工程不低于15％。”
三、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注重城市大环境绿化。
“城市江河、铁路两侧的防护绿地或公共绿地建设，应纳入城市绿地系统规划，并控制如下用地标准：
“（一）内江每侧不少于二十米；
“（二）内河宽度在二十米以上的，每侧不少于十五米，内河宽度在二十米以下的，不少于八米；
“（三）铁路每侧不少于三十米。
“大环境绿化建设的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四、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二款修改为：“建设单位因特定条件限制，其绿化用地面积达不到本条例第九条规定的，经城市规划主管部门和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审核，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在城市建成区实行易地统一绿化。易地绿化的树木归园林管理部门负责管护。”
五、第十二条改为第十四条，第三款改为第二款，修改为：“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必须拆除绿化用地范围内的临时设施，清理和平整场地，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对绿化用地进行验收后，建设工程方可投入使用。”
第二款改为第三款。
六、第十三条、第十四条合并为一条，作为第十三条。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的绿化设计和绿化施工，应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并推行质量监理。”
八、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各单位应因地制宜，按本单位在职人数每人每年植树三至五棵或完成相应劳动量的其他绿化任务的要求，制订义务植树计划。本单位范围内没有条件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或相应劳动量的，市和县（市）、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可安排其承担一定数量的社
会绿化任务。既不能在本单位范围内完成义务植树任务或相应劳动量，又不承担社会绿化任务的，由市和县（市）、区绿化主管部门按照规定征收义务植树绿化费。”
九、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七条，增加第二款：“城市主要道路两侧沿线单位，应当搞好门前和敞开式庭园绿化。”
十、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条，修改为：“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应开展并组织、指导有关单位进行绿化科学研究，推广先进技术、引进、培育、选用优良树种、花卉、草皮。各级人民政府对绿化科学研究，应在经费上给予支持。”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建设、经营具有游乐功能的公共绿地。”
十二、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一条，第一款增加三项内容，分别作为第二项、第五项、第七项：
“（二）由单位或个人投资建设、经营的具有游乐功能的公共绿地的绿化和管护由该投资者负责；
“（五）实行物业管理的住宅区的绿化和管护由物业管理单位负责；
“（七）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林业等部门负责管理的，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执行。”

十三、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四条，增加第一款：“百年以上树龄的树木，稀有、珍贵树木具有历史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均属古树名木。”
十四、第二十二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经城市规划确定的城市绿化用地和现有城市绿地，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移作他用。
“确需改变城市规划绿化用地使用性质的，须经市绿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按照规划审批权限办理审批手续，并易地补足相应的规划绿化用地面积。
“确需改变现有城市绿地使用性质的，由城市绿化主管部门签署意见，报市、县（市）人民政府批准，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并缴纳易地绿化费。
“确需改变城市规划绿化用地和现有绿地面积超过二公顷的，还需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十五、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禁止占用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生产绿地、防护绿地、风景林地。因特殊情况确需临时占用的，须经城市绿化主管部门同意，报土地管理部门审批，占用时间不得超过一年。确需延长临时占用时间的，应在到期七日之前办理延长手
续，延长时间不得超过半年。
“绿地临时占用期满后，应当按时恢复原状。”
十六、第二十六条改为第二十九条，修改为：“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按已批准的城市绿化分期实施计划，在每年度的城市建设维护费中，安排相应的比例用于城市绿化建设、维护和管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中，应当安排相应比例用于公共绿地建设。
“城市公共绿地建设应当多渠道引入资金，扩大公共绿地面积。”
十七、第三十三条改为第三十六条，修改为：“按照本条例收取的义务植树绿化费、易地绿化费、绿化补偿费、绿地占用费，列为绿化专项资金，按预算外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专项用于城市绿化事业。”
十八、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九条，计方案，未经批准或者未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施工的，责令其停止施
工、限期改正或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第一项改为第二项，修改为：“（二）工程建设项目完成后逾期未完成绿化的，责令限期完成，超过限期仍不完成的，除规定在新的限期内完成外，并处以绿地建设费用一倍以下的罚款；工程项目完成后绿化用地面积未达到审定的比例的，责令限期补足，并可按缺少的绿化用地面积，
处以易地绿化费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四项改为第五项，修改为：“（五）未经批准在城市公共绿地内从事商业服务活动和其他营利性活动的，责令立即停止活动，限期迁出或者拆除，并可处以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经批准从事商业服务活动和其他营利性活动的摊点不服从公共绿地单位管理的，给予警告，并可
处以一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取消其设点申请批准文件，并可提请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其营业执照”。
第五项改为第六项，修改为：“（六）盗伐城市树木的，责令赔偿损失，按盗伐树木株数的十倍补种，并处以违法所得三至十倍的罚款；偷盗公共场所花卉、盆景的，责令赔偿损失，并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第七项改为第八项，修改为：“（八）电力、邮电通信、市政等工程建设部门在非不可抗力情况下，擅自砍伐、移植城市树木，占用绿地，毁坏花草的，责令停止损害行为，赔偿损失，并处以绿化补偿费一至二倍的罚款”。
第八项改为第九项，修改为：“擅自砍伐、移植或因养护不当及以其他行为致使城市古树名木受到损伤或者死亡的，按照本款第（七）项规定从重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删去第二款。
十九、第四十一条改为第四十四条，修改为：“按照本条例负有审批、管理职责的城市绿化、规划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十、第四十二条改为第四十五条，修改为：“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文字和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宁波市城市绿化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6年8月1日
“现实”至“理想”的回归
— 对我国诉讼调解制度的理性思考
赵晓林

对于一个正向法治目标迈进的国度来说,法律是司法机构和法官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中所不可忽略的。中国司法机构提出了“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问题。对正义执着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 肖扬院长在耶鲁大学的这一演讲，充分的说明了在转型期的中国，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平衡。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已成为衡量司法公正的一个准则。调解是被现代各国所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调解都是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调解是中国司法的传统，已有数千多的历史，一直是解决民间纠纷的主要渠道，基层司法的调解率多在百分之八十以上。” 正是在这种现实的条件下,我国民事诉讼活动要求着重调解，从“热”到“冷”再到“热”，强调的是调解的结果，而非过程，只要诉讼当事人能够接受，就达到了调解的目的。调解协议一经合意对诉讼当事人就产生拘束力，对调解不服，当事人不能通过上诉途径救济。然而对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价值利益、价值取向很多人提出了质疑，本文拟就诉讼活动着重调解的现实条件、产生的问题和发展的方向做一个浅显的探讨。
一、 诉讼活动着重调解的现实条件
（一） 司法为民理念对民事审判实践的基本要求
“司法为民”的主张，要求司法机构切实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做到优化诉讼环境，减轻诉讼负担，方便群众诉讼，增强司法的“亲和力”，树立中国司法的民主形象。 司法为民不仅是我国现代民事审判权构筑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最高理念，同时也是作为我国现代民事审判权实践的人民司法工作的基本指导思想与最高理念。司法为民在民事审判领域的体现与具体化就是对“两便原则”的遵循和运用。 而诉讼调解制度则是便于群众进行诉讼，便于人民法院办案这“两便原则”的重要体现。我国大部分的案件是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而基层法院面对的是广大的农村,诉讼主体法律意识淡薄,且居住比较分散,如何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方便诉讼,增强“亲和力”，就要求法官走出去，深入到最基层。此外，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为贵”心理也是调解制度的深厚土壤。于是诉讼调解的功能便充分发挥作用，特别是西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更是如此。如四川省阿坝州牧区流动法庭的一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红原县法院从1978年4月组织了‘马背法庭’，十多年来，巡回办案170余次、3000多天，就地审结各类民事案件480余次，调解简易纠纷850余起。对所受理的案件，主要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且90%以上的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
（二）诉讼调解制度的程序价值利益
诉讼调解制度的程序价值利益体现在诉讼当事人和人民法院不拘泥于通常的诉讼程序，可以简化流转环节，降低诉讼成本。加上它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使得案件的审结具有迅速和便利的特点，能够相对低廉和简便地解决纠纷，当事人能以较低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它适合于特定社会关系、特定主体和特定纠纷的解决，能以常识化的运作程序消除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理解困难;以通情达理的对话和非对抗的斡旋缓和当事人之间的对立，既着眼于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现实纠纷，又放眼其未来的合作和和睦相处；它不局限于当事人现有的诉讼请求，可以就请求之外的内容进行调解，当事人能达成一个比诉讼请求更为广泛的调解协议，尤其是在处理农村各类纠纷时更是如此，这是判决所无法比拟的。
诉讼调解还能充分体现了当事人对自己民事权利的自主、自由的处分。在调解协议达成的过程中，法官不能将自己认为正确的解决方案强加给当事人，当事人有同意或拒绝这种解决方案的权利。诉讼调解还能弥补法律适用不能的不足，使当事人根据自主和自律原则选择适用的规范，如交易习惯、地方惯例、行业习惯等解决纠纷，在“法律的阴影下”协商和妥协，并可能实现双赢的结果,体现了自认的效益最大化和自治的价值取向。
（三）利于化解人民法院对日益增多案件的审判压力
2004年全国法院共计受理各类案件7886761件,结案7873745件,其中民事案件4756563件,结案4725007件，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结各类民事一审案件4303744件。 而全国各级人民法院法官为21万，人均受案37.56件，但案件数主要集中在基层人民法院，特别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那里的法官承担了巨大的审判压力，且案件呈日益增长的态势。较之以2003年，2004年刑事案件增长率为1.5%，民事案件中合同纠纷增长率为32%，权属侵权和婚姻家庭类案件增长率分别为13%和15%。 “世界舆论认为，我国将成为一个经济大国，但他们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即我国将成为一个诉讼大国。积案过多、压力过大已成为全国经济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 这是法院面临的审判现状，“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增加人员数量是不现实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高人员素质和办案效率，而这都离不开审判方式的改革。”
为化解这种压力和提高办案效率，充分运用诉讼调解制度的便利、效率的功能优势就成为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手段。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加强了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制定了《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指导各级人民法院按照“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要求，不断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各级人民法院审结的各类民事案件中，诉讼调解结案1334792件，调解结案率31%，许多基层法院调解结案率达到70%以上。 诉讼调解制度正在发挥巨大的作用，弥补了判决所无法实现的功能优势，降低了诉讼成本，缓和了社会矛盾，很好的实现了人民法院办案所体现的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也大大的减轻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压力。
二、 现行诉讼调解制度的缺陷及与司法公正之冲突
（一）调解的强制性和功利主义色彩
“调解的魅力首先在于较少的强制性与较多的合意,它化解了法律的刚性,扩展了其张力,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变化的余地。” 但在法院的审判实践中，正是基于调解这一高度的灵活性和变化余地，使得诉讼调解嬗变为强制性和功利主义色彩。当然，强制性并不是说调解制度本身带有行政强制性，只是说调解功能发生嬗变，成为一些法官追求办案结果或效果的一种工具，主要有：
1、以“隐性强制”的做法促成案件结案。具体表现在“以劝压调、以判压调、以拖压调、以诱压调”等。法官的这种做法无非是利用法官和法律这一优势地位和当事人的信赖，迫使当事人接受法官的调解方案，从而达到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这种做法一是能减少工作量和化解风险，消除上诉改判后的错案责任追究。二是可以以当事人自愿为托词，减少了来自人情或其他方面的社会压力。“由此，‘以劝压调’、‘以判压调’、‘以拖压调’、‘以诱压调’等等问题均因此而生。在强制力的作用下，必然对自愿原则造成严重的破坏。”
2、以调解结案率作为审判业绩的功利主义。很多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对法官的调解结案率都有指标要求，必须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案率才能说明该法官的业务能力与业务水平，并将此作为年度考核的依据之一。这种做法明显的带有功利主义色彩，迫使法官采取种种方式压制当事人的意愿，从而达到调解结果。
（二）诉讼调解的随意性和无序性损害了效率与公平
调解的无序和随意性，“不仅其本身具有反程序的外观，实际上，亦把其他审判程序破坏干净，从而使诉讼活动处于实质无程序的状态下，导致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双重软化’，以至于‘把实质的守法系于法官的职业道德，使程序的运作既不公平，亦不安定，也不经济，为法官的枉法裁判提供了可乘之机。’” 调解协议应是当事人妥协让步的结果，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愿，是当事人处分民事权利的行为，但调解的无序性和随意性使之不合理、也有损效率和公平。表现在：
1、调解的滥用。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时限和次数没有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可以在答辩期满后裁判做出前进行调解”，一些法院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的各个阶段都对案件进行调解，从而使调解处于随意和滥用的境地。在压制调解和久调解不结的情况下，使得调解的息诉、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发生变化，演变为法官任意利用诉讼程序损害当事人权益的工具。
2、限制了当事人权利的行使。在诉讼当事人并非自愿基础上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牺牲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代价。法官通过种种方式促使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即使当事人感到权益受到损害，但他无法通过上诉途径得到救济。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在受到侵害的同时，诉讼权利也受到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调解时当事人各方应当同时在场，根据需要也可以对当事人分别作调解工作”，这样一来，法官在调解工作中，不是采用面对面的方式进行，而是通过代理人或法官亲自出面“背对背”的方式，分别与当事人进行调解，双方当事人不见面，都摸不清对方的意图，只知道法官的个人意思。这不仅违背了公开原则，剥夺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与程序参与权，也使法官的尊严受到损害。上述规定第二条规定：“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人民法院应当调解。”这说明了在诉讼调解中，法官可依职权主动介入，对可能调解的案件应当进行调解。然而在实践中没有那个法官能把握每一个案件都有可能调解，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对所有案件都主动介入进行调解，使法官处于一个积极、主动的地位，对法官消极、中立、被动的地位弃之一边，限制和损害了当事人对程序的选择权。以上都造成调解协议在实质上的不公平，是一定程度上的历史到退。
（三）弱化了程序规则的运用，淡化了裁判文书的宣教作用
“法官在对民商事案件进行调解时，必须针对个案的特点和当事人的心理，耐心说服教育当事人，细心关注矛盾的发展变化，随时启发当事人在诉讼的各个阶段过成和解。” 说明调解可以在诉讼的各个阶段进行,并不要求当事人遵循程序规则，且“一方面儒文化的积淀作为调解的道德基础，不断的教化着纠纷者，因此在双方的合作态度中，真相的恢复显得简单，而另一方面调解过程本身更多的依赖经验，凭借道德、良心，倚重感情、感化，往往通过在情理上取得共识的方式达成双方利益上的妥协，因此真相的考察显得并不那么重要，如有必要则不惜忽略甚至隐瞒真相。” 调解对客观真相的恢复并不显得重要，强调的是结果，而非过程。对当事人来说，事实真相，证明责任分配及证据规则的适用都无关紧要了。经法官揉和后达成了调解协议，当事人经历了一场诉讼，事后对诉讼是怎么一回事，程序规则在法庭审理案件的作用依然模糊，对旁听群众和社会公众而言更是雾里看花。诉讼是通过过程和结果的公正性来说服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公众，而结果的公正性通常是通过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来实现，从而达到说服教育的作用。这种未查明事实真相，只通过情理的沟通、压制式的调解方式不能起到应有的宣传和教育作用。
三、 “现实”至“理想”的回归—诉讼调解制度的发展
诉讼调解制度不是中国所特有，但它在中国表现和运用的最有特色，诉讼调解制度还和人民调解制度一起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调解体系，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安定的有力工具，体现了人民法院办案追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有机统一的目标。对法院和法官来说，法律是司法的唯一依据，法律效果是评判司法公正的唯一标准，为追求社会效果而采用各种方式促成的调解，破坏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的最高准则，有必要对诉讼调解制度进行规范和改革，逐步从“现实”回归至“理想”,以达到调解正当性的必然要求，主要从两个方面体现：
（一）对诉讼调解制度重新衡量其利益价值，规范其运作程序
“利益衡量是一种法院判案的思考方法，这种思考方法和概念法学三段论式的传统思考方法不同。它不是进行简单的法条对照，而是对法条背后的利益进行评估、衡量。——正如边沁所说，立法者的职责是在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造成调和。” “利益衡量涉及到价值问题。价值问题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法官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根据一定的价值标准进行判断取舍，取舍的一般原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较择其重’。” 利益衡量是司法和法官对案件互相冲突的利益之间的一种取舍，体现一种价值观念的取向，它不仅是对案件实体处理的利益衡量，也是对案件适应程序的一种利益衡量。“而现代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切功能都只有在程序的运行中才能得以发挥，其一切价值追求也只有在程序的不断完善中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只有‘程序保障’才能作为民事诉讼制度设计的核心理念。”
为了实现调解，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已将诉讼程序抛弃，在送达、庭前、庭中、庭后都实行调解，这种为追求诉讼成本低、诉讼效率高，追求结果而不是过程忽视整体程序价值利益的价值取向具有一定危险性。它将法官的消极、被动、中立的地位转变为积极、主动的地位，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空前膨胀，为法官滥用调解、枉法裁判提供了便利，创造了条件，损害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破坏了诉讼调解制度本身的合理性。通过“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较择其重”的利益衡量对比，笔者认为，应将诉讼调解制度回归置于“程序保障”之下，对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加以改革，一是将法官的调解行为限定在事实查清后庭审结束前这段时间内。法官只有在“事实清楚，分清是非”的情况下才能进行调解，确保调解的自愿和合法。不论法官还是当事人，在这个阶段对案件的事实已有认识，其利益的取舍也考虑成熟，在诉讼的其它阶段法官不主持调解，但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交法官审查与确认。二是法官不依职权主动调解，调解应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因为调解行为是当事人的行为，而不是法官的行为，是否调解是当事人意愿的表现，属于当事人自己对民事权利的一种处分行为，法官不应以职权介入，充分尊重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对当事人申请调解的，法官在征询各方当事人意见后主持进行调解。三是调解公开、当事人平等参与。调解工作必须在各方当事人都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并进行公开调解，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和平等参与权。
（二）法院审判活动应以裁判为主，调解为辅
“正义观念的核心是消除任意性，特别是消除任意权。” 诉讼调解制度在法院的审判实践中，任意性与无序性是法官长期以来的一种做法，使诉讼无程序和规则而言。“法官应当对法律负责、对证据负责和对法律事实负责，但是，在理想与现实当中，法官更应当起一个协调的作用。在现实还不具备的理想条件的时候，法官应当在理想与现实当中求得平衡。” 忠实于宪法和法律是法官的天职，法官判案的依据是法律和证据，法官审理案件的过程就是运用证据规则查明案件事实或合理的推断出案件事实，理顺法律关系，并就所适应的法律、责任的分配、权利的行使通过裁判文书向当事人阐述。但是在法律至上的“理想”难于实现的情况下，在理想与现实当中，法官应寻求一个平衡。在现实情况下，充分发挥诉讼调解的功能，化解社会矛盾，减少诉累与缠诉，寻求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的统一，也是法官天赋职责中的平衡点。但这并不代表司法的发展方向，恰恰相反，目前以调为主，着重调解的观念应当改变，转变为让裁判行为在案件审理当中居以主要地位。从现代各国民事审判模式的创设来看，无不以“判决型”审判模式作为民事审判的主导模式。
在“调解型”的审判模式中，“当事人以及社会上的一般人总可能怀疑纠纷的处理因审判人员的能力、素质或人格方面的问题而遭到扭曲，并因此感到不安，而这种怀疑和不安很难得到证实，也很难消除”。 而裁判行为则不同，裁判文书是一个法官法律专业知识水平、认识能力、逻辑思维能力、良知、审判经验和价值观念及价值取向的综合体现，而经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优秀裁判文书则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甚至是最高立法机构对该事物或现象法律适应的态度，反映了一定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代表法治的一种发展方向。我国是成文法国家，判例不具有先例的约束力，但不管承认与否，经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判例对下级法院类似案件的处理已经形成一定的约束力，其作用不亚于司法解释。“法律一旦制定就要保持其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在千变万化的社会中,法律时常感到捉襟见肘,成文法的抽象性规则往往会显得苍白无力,这是根源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具体表现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滞后性’”。 裁判行为能将法律的抽象性在个案的处理中具体化、明确化，通过个案的影响力来引导社会行为的方向，而这是诉讼调解所无法达到的效果。诉讼调解制度应充分尊重法治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法律的公平与正义，一是逐步的过渡到以裁判为主，调解为辅。法院不能为了体现工作业绩，制定调解率，强行要求法官对案件进行调解，更不能违反自愿、合法的原则违法调解。二是改革调解书的制作。将案件的事实和法律关系、审理及调解经过、相关的法律依据、法律责任的分配和权利的行使予以阐述和说明。这与裁判文书“繁简分流”并不相悖，事实清楚的案件在调解书中的表述跟简单的判决书一样明确、清楚，这为调解程序是否自愿、合法提供了有效的监督途径。
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司法权威（Judicial Authoyity）是司法公正的前提，没有权威的公正是短暂的，甚至是无法实现的。 而司法权威的树立在于法律被信仰，法律要被信仰需要法律的客观性和稳定性，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转，“法律运作的可靠性及可预测性，可以为社会主体提供相对而言最大的自由空间，提高社会主体预测行为为法律后果和机会的可能性，促进整个社会的高效率运行；法律的权威性和普遍适应性，为所有社会主体提供一个‘人人平等’的游戏规则，在最大的程度上实现整个社会的公正与公平。” 在中国的法治化建设过程中，正经历着一个从无到有，逐步完善和健全的过程，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是必然的发展趋势，而这一切需要司法的公正与权威。司法权威的树立，需要法院通过对个案审理的裁判行为使法律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得到体现和确认。司法活动的公正，会让社会公众对法律产生信仰，使之成为人们头顶“灿烂的星空”。